郑永年说：“一个可持续的和谐社会不是建立强制力控制之下，而是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自愿合作之上。确立一个有助于这种自愿合作发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应当是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的核心。”

　　为何要保卫社会？

　　□郑渝川

　　浙江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一套“郑永年看中国系列”图书，集中收录了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年来在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并依照不同主题分为《保卫社会》、《改革及其敌人》、《未竟的变革》、《中国国际命运》、《为中国辩护》五册。书中收录文章，大多数是首次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基本保留了专栏刊发时的原貌，每一篇均标注了刊发媒体和时间。

　　《保卫社会》一书作为丛书的第一册，主题是作者对中国社会问题、体制和社会弊病、社会改革方向的分析和建言。书中收录的许多发表于本世纪初的文章中，作者以极其敏锐的视角，较早地提出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社会建设问题，对中国内地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社会信任解体、社会关系紧张、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等现象发表了警示观点，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缺陷、新社会阶层崛起后市民阶层权力地位下降等问题是导致社会矛盾乃至社会暴力的基本根源。

　　应该说，21世纪的前10年中，在美国金融海啸波及中国之前，中国内地的经济形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以经济为中心、GDP挂帅的发展主义冲动既是这种繁荣形势的推动力，也在加剧经济和社会结构畸形强化。在此大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扭曲反常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警示，并不是只有郑永年一个人才看到，但不少人要么认为这是跨越式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是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要么则依据经济学教条，寄望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之后，市场的力量对社会问题能带来更好的解决，因此，宁愿坐视“阵痛”的出现和蔓延。

　　郑永年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不仅造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内需始终无法打开；而且意味着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异，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社会正义和维护这种正义的制度手段都将得不到尊重，包括官员和富豪在内的已收获利益者也会感觉到不安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这两类人群致力于将子女移民到海外)。进而，要实现正义或者表面上的正义，执政者就不得不采取力度更大、频率更高的高压式维护稳定手段，反过来进一步撕裂与执政基础之间的关系。上段所述两种“阵痛”论之所以是荒谬、不现实的，就是因为，不管是既得利益者们在掌控资源和资源分配权力之后，还是社会问题形成并普遍化之后，两种格局都会自行强化，不可能发生“到点自行掉头”、方向性的改变。

　　发表于2006年11月的《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和谐社会》一文，批驳了“市场万灵论”和“政府万能论”两种极端思想和实践做法。郑永年在文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占据政策舞台的市场崇拜者，和近年来在学术界复苏兴起的政府崇拜者们，在进行话语权和影响政策导向问题上的激烈辩论时，多停留于教科书式的讨论，观点多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两种观点和政策建议套路中都对社会健康建设重视不足。他在随后多篇文章中通过对欧美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的回顾，集中驳斥了“市场万灵论”，指出“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同样，“政府万能论”也不值得信任，比较典型的事例在于，近年来国家和各级地方吸纳新社会阶层进入参政议政体制范畴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弱势群体被实质性边缘化、丧失参政议政权利和可能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万灵论”与“政府万能论”，都可以成为比较糟糕的体制在不同领域所表现出的“一体两面”。

　　既然提到“保卫社会”，就必然要找寻具体的切入点，譬如，住房保障、房价、房地产问题。郑永年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政策定位错误，即有别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将房地产定位为纯粹的经济政策，而并不涉及相关社会政策、社会影响的考量。他痛斥，房地产问题不仅绑架了中国经济，使得调控部门也变成了只对房地产行业利益服务的单位，使得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成为“掠夺型政府”；而且从根本上弱化甚至解构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基础，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使得整个社会的幸福感空前低落。在他看来，这个严重的问题并非无药可解，如前述，新加坡等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早已提出和成功实践了以公共保障住房为主体、商品房开发作为补充的房地产政策，也有许多国家是从先前与中国一样的土地财政、放任房价畸高等政策路径，成功实现转型、成功拯救社会和中产阶级。

　　在书中，郑永年还对多年来日益突出、现象化的社会暴力问题、分配正义问题、教育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刻地分析。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其他社会问题)的形成，都源于社会建设的不足，源于正常的社会流动通道、资源分配和利益交换机制等的封闭，由此形成了一堵堵“钢筋水泥”“围墙”；而今，“社会病”、社会建设虽然得到了有关决策者口头上的重视，但在拆除已有“围墙”的同时，却悄然在建构基于体制不公和市场偏差的新的、“更高更厚”的“围墙”。

　　郑永年说：“一个可持续的和谐社会不是建立强制力控制之下，而是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自愿合作之上。确立一个有助于这种自愿合作发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应当是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的核心。”这番话当然是对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包括郑永年在内的国内外、境内外社会学者、政策分析与观察人士，已经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进行了非常清晰系统的剖析和洞察；这些问题的生成、对应正确的破解方法，很大程度上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均可以从其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历程中，提取出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参考案例——简言之，改革、社会改革、社会建设，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覆盖和保障的范畴有多广，并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于什么时候真正下决心走上正确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