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如何开启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将是利益分享为主，观念和实力竞争为次的共生共损型关系，两面交织将继续成为一种独特的“混合动力”，令双方都无法忽略其超过其他关系的首要意义

　　文/吴白乙

　　2011年1月18日，中美关系将迎来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中美两国上下乃至国际社会对此翘首以待，满怀期待和猜想。

　　定向未来中美关系

　　美国的国策大家、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将此次胡锦涛访问的重要性与30多年前邓小平的美国之行相提并论，主张中美领导人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确定两国合作的历史潜力，使这一空前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超越单纯的双边利益，引领21世纪全球政治的道德规则；稍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表示，胡主席此访是中美双方承前启后，推进新时期两国关系的重大安排，双方领导人将借此机会共同规划未来合作蓝图。

　　自2009年初奥巴马执政以来，“胡奥会”已在双边和多边的场合进行过7次，其密度远超过往届首脑交往。为什么这一次中美领导人见面尤为重要呢？

　　首先，在全球层面，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处于持续变动、调整和创新的关键节点上，无论是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恢复性增长、货币与金融流动性的稳定，还是国际机制的改革、区域性整合与治理、安全责任的再分配及热点冲突的危机管理，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需要中美两国集合智慧，一同探索兼顾近期和长远发展利益，平衡各类矛盾的对策思路。

　　其次，在地区层面，东亚一方面是全球经济高速而持续增长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也是历史遗留的矛盾和潜在冲突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由于区域化过程中集体安全机制的缺位，这一地区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相对脆弱，成为经济繁荣和泛成员间可持续合作的长期瓶颈。中美两国在东亚均有重大的发展和安全利益，既是某些“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或间接的历史成因，也难以排拒地区内其他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陷阱”。因此，能否面向21世纪的新潮流与新格局，走出传统的地缘政治窠臼而共同规划新的东亚发展战略，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闯过的一场“大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双边层次上，中美关系诸多“发展中的烦恼”总是如影随形。2010年，双方既有对“售武”、达赖、汇率等老问题的争执，也在“谷歌”、黄海和南海等领域产生新的纠纷。这些麻烦一度引起双方战略研究界的焦虑，怀疑和指责彼此错判形势，进行危险的“试水”(testingwater)之举，挤压对方的利益和安全空间。

　　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已有40年，现在两国正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口，如何超越眼前的分歧和矛盾，为相互关系作出富有远见的正确定位，营造未来双方合作共赢的新局面，无疑是两个大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双方的战略选择及中美关系的走向必将对两国人民的福祉、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即将到来的“胡奥会”最应该和最可能完成的使命，是双方领导人通过面对面的深入交谈，为未来的总体关系“定向”。同时，开创中美关系的新局面自然不能靠领导人的一、两次出访来完成，还要依靠双方不断作出坦诚的、建设性、可信的后续努力才能塑造成形。今后几年内，中美两国应在以下3个方面寻求突破性进展：其一，确定合作性质；其二，探索深度共处的方式；其三，夯实民意基础。

　　选择“比翼双飞”避免“迎头相撞”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活力，也最为复杂的一组双边关系。一个时期以来，中美两国战略界人士在如何定位未来中美关系上的想法不尽一致。

　　从积极的方面看，双方都承认两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人依然把美国视为自身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之一，无论是建设“硬”实力还是“软”力量，特别是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管理多元化社会乃至进一步走向对外开放等许多方面还需要继续拜美国为师，向美国学习的历史过程还将持续很久，因此应力戒“骄妄与自负”的心态，继续当好小学生；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崛起本身存在为美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合理性，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于中国的规模、力量和地理优势，美国必须在处理未来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加以更有效地利用，而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与风险管理也将把两国继续捆绑在一起。

　　从消极的方面看，双方都深感中美关系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担心美国有可能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实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行为压制和减缓中国发展，美国一味采取霸权战略将导致中美关系“走向质变”；美国人则强调中国的国家发展方向和国际政策动机趋于模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言行不一，甚至出现与美国“对着干”的苗头。

　　回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美关系的非对称性始终存在，但是中方在邓小平的教导下，一直坚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这是基于宏大的历史机遇感和超越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的政治勇气所建立的对美战略观，也一再为中国的飞速进步和中美关系业已形成的发展主流所证明。

　　相比之下，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对华政策始终在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想之间摇摆，随着美国实力的消长频繁调整，从而缺乏长期的连续性。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定位，两国有识之士都应该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加以思考。马克思说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美国人而言，师生关系不必等同于学生必须照搬照抄老师的思维方式和标准答案，学生也不可能有问必答而且准确无误。对于中国人来说，老师发威，甚至不时挥一挥教鞭，放几句狠话，倒不至于真是要“逼人造反”。只要双方的底线都设定在“继续上课”这一点上，这一关系就大有改进、转圜和合作的时间与空间。

　　总而言之，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将是利益分享为主，观念和实力竞争为次的共生共损型关系，两面交织将继续成为一种独特的“混合动力”，令双方都无法忽略其超过其他关系的首要意义。这是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所决定的。因此，双方政治领袖和高层决策人士应理性地选择“比翼双飞”的模式，避免“迎头相撞”的迷思，共同推动这一关系在新世纪实现“软着陆”。

　　深度相处“八方”着力

　　推进中美“比翼双飞”，避免“迎头相撞”，还需要两国采取积极的态度找到深度共处的具体方式。

　　其一，换位思考，加深互信。在20世纪前半叶成为世界首强之前的100年中，美国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多次遭受英国的干涉、欺凌甚至入侵。1812年，英军甚至占领华盛顿，火烧了白宫和市内其他建筑。在这100年中，美国政府意识清醒，主要修成三个“正果”：

　　首先是对内调动百姓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制社会，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终于走上民富国强的坦途；其次是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宪法的权威；再就是构筑了稳定的周边环境，并以倡导多边国际体制的先进外交思想跻身世界大国之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1870年到1913年的40多年中，美国经济规模从全球称雄到超过英国或德国的两倍半，“美国世纪”已然降临，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昔日英国那样的庞大的军事政治殖民体系，这就为后来世界体系的和平转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比较意义上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强盛之路的内外部条件与当年的美国有诸多不同，面临着美国所没有遇到过的巨大局限性。比如，美国并未经过封建农耕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选择了工商立国的捷径，而中国当下仍然要为解构城乡二元化的长期挑战而发愁；美国工业化进程可谓天时、地利皆备，而中国今天正倍受资源、环境、气候、生态等挑战的困扰；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社会，而中国在控制庞大的人口基数增长的同时，正在以位数速度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地理位势独佳，领土(海)毗邻国家大大少于中国，其边界扩张早在19世纪就基本完成，且多以外交加赎买的方式解决。而中国长期遭受外敌入侵和领土瓜分，至今仍与1国有陆界主权争议，与8国有海洋主权或划界争议。凡此种种，都必然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性地借鉴美国经验，对内不断拆解历史和自然禀赋的包袱，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现代化社会，对外奉行全方位和平合作政策，通过协商互让解决分歧和争端。中国领导人也一直明确表示，无论中国如何发展，都一定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因为称霸既有悖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

　　其二，有效调节舆论环境的“温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媒体、智库议论最多的是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发展速度以及中国军事技术的某个突破性进展，推断守成大国(美国)与崛起大国(中国)之间攻防态势将发生转换，双方结构性矛盾上升，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大。这些片面的舆论不仅容易误导公众，而且也给理性决策者增加了心理压力。为此，美国政府应该通过发表官方报告、政策皮书或其他公共关系载体，提供中美全面比较的真实数据和权威分析为之“降温”。中国政府也应该采取同样办法，系统向国内公众介绍中美关系各领域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出现较大困难时，更应主动引导媒体和公众看到积极因素和改善的可能。

　　其三，保持合理的政策“摆幅”。中美关系的最大难点在于国内政治因素容易引起外交政策的波动，使领导人的直接控制力受到削弱。未来两年，美国将再度进入大选，政策班底可能调整，对华关系指导思想难免出现“钟摆效应”。事实表明，中国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对美关系方针，不会因领导人更迭而改变，但客观上接班者毕竟要经过或长或短的内部机制磨合。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日趋全面和复杂，双方都必须加强内部的高度协调机制和专业化执行能力，避免左右矛盾，前后失据，造成这一关系发生较大的起伏。

　　其四，加强危机预防和管理。由于全面和深入的相互接触，中美关系需要在多层次、宽领域进一步交流与磨合，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双方应将管理的关口前移，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在敏感问题、敏感区域的共同行动准则，改进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通报机制，及时将突发事件控制在技术层面。为此，应特别注意发展两国两军基层官员的交往，适时增加相关知识和规范的共同培训。

　　其五，维护相关政策的底线。长期以来，美国东亚政策在三个敏感问题上刻意保持某种模糊的空间，一是所谓“协防”台湾，二是与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在保证航行自由的前提下不介入南海地区争端。三个问题均关涉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周边稳定，要保证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局，美方须顺应台海两岸和平与和解的历史趋势，切实履行中美“8·17”公报中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承诺，在对朝关系难以正常化的情况下不得轻易用武。中方无意阻扰和控制美国舰船在南海地区的无害通行，因此美方无理由改变其政策而推动南海争议国际化。

　　其六，对涉及双方重要关切的矛盾应合力“解扣”。当前，美国经济各项恢复性指标不尽理想，尤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表明重振消费和刺激生产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为尽快改善出口形势，带动相关产业的复苏，美国一方面实施适量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导致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则加大对人民币升值的外交压力。然而，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汇率不能根据单方面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而主要取决于双方相对经济增长率、相对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因素。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远大于中国，且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的政策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大于中国的政策变化对美国的影响，所以，罔顾历史成因，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被低估”有失公允。重要的是，当大国之间产生与汇率相关的争议时，必须相互协调，在彼此立场的合理可行部分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能动辄将之政治化。从近期看，尽管中国率先走出世界性金融危机，恢复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由于产业动力分布不均，就业机会增量有限，通胀压力增大，收入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经济与社会风险巨大。而当上述困难有所减轻时，中国应抓住机会使人民币合理升值以纠正贸易和直接投入外资“双顺差”的不利格局。既可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改善贸易条件、增进国民福利、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同时也可能有助于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

　　其七，在第三方问题上应取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默契。东亚地缘政治具有小国利用大国矛盾而自重的传统特点。冷战期间，中美曾数次被动卷入局部战争，都与小国冲突有直接的关系。历史的教训昭示我们，在涉及第三方问题上，中美和则两利，争则两伤。为开创建设性的地区安全秩序，中美两国首先应在“有所不为”上形成默契，不主动去“搅浑水”以从中渔利，不鼓励任何破坏信任和稳定的言行。在“有所为”方面，中美应积极顺应区域力量“多极”增长的趋势，持续调整自身的观念和政策工具，树立公正公平、促和维稳的道德形象，推动地区各类多边合作框架的构建。

　　其八，加深两国领导人和部门首长之间的个人交谊。除直接见面外，增加各种专业热线联系有助于缩短两国之间信息沟通的地理与心理距离，改善决策认知和目标的透明度，减少误判的几率。

　　中美关系根本改善取决于

　　民意的改善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中美社会殊异，也是两国之间外交力量长期不对称的根源所在。美国政治体制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至上等价值观之上，尽管长期以来外交一直属于精英治国的传统领地，但是其内部机制仍然表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交替竞争的特点，这些思想在公众中具有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反过来又通过这些部门的公共关系工作不断“回灌”给社会，再以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教条为百姓准备好简单的“是与非”、“善与恶”等答案。处于两者之间，有大量的专业协会、研究机构、企业、社团及形形色色的公关公司等充当中介角色，为美国社会的多元利益甚至外国利益集团进行合法的代言、游说活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始终存在各种思想和利益的现实博弈，在相关部门决策以及国会审议重要涉华议案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善取决于民意的改善。只有通过系统地做好美国人民的工作，才能真正开创继而维护好中美合作的新局面。在此次访美期间，胡主席将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系统阐述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和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主张，并向广大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青少年发出积极参与中美友好事业的邀请，这无疑是“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思想的具体体现。未来一个时期，有关部门应抓住机遇，做好对美公共外交的行动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组织、协调相关力量先从以下几个环节上作出尝试：

　　一是推动中小企业对华合作。美国现有中小企业2千多万家，占全美企业总数的99%，国内生产总值的40%，就业人口总数的60%。美国每年新增就业机会的2/3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发明专利由中小企业拥有，小企业的人均创新率是大公司的两倍。同时，中小企业一般都存在融资困难，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最为严重。中国应有选择地组织力量，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其以专利入股、技术合作等形式来华开展业务，鼓励地方政府组织企业赴美进行技术招商，或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美国中小企业在华创业园区，还可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美中小企业聚集地区召开大型洽谈会，促进有竞争力的中国民营企业购买或参股优质企业。

　　二是通过公众人物和生动事实扩大在美视听。美国社会普遍崇尚个人魅力和公益性活动，易于接受个人奋斗的传奇与社会成长的经验实证，美国的对外宣传及公共外交也经常以公众人物为中心，打造代表“美国梦想”的鲜活形象。增进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了解，扩大在美视听，就要制定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公共传播策略，选择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和丰富说明性的中国故事，由一大批活跃在各领域、各阶层的中国公众人物直接向美国社会讲述真实的、变动中的中国。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活动已经提供了很好的脚本，可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在美国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事件和话题，从而发挥其“连心桥”的潜在作用。

　　三是建立与美国舆论领袖的常态化互动与合作。受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美国公众舆论的领导权在一般情况下并非由政府掌握。换言之，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为媒体经常发表背离官方对外政策的观点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空间，而实际主导外交政策辩论的是美国的知名记者和编辑、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他们被认为是舆论领袖。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需要长期、细致和有效的计划安排，一方面要建立与之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为他们在华工作和访问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需要配置好国内资源，通过他们不断地向美国媒体输出大量信息。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些舆论领袖要持宽容态度，允许他们说错话，说过头话，甚至是尖锐批评，允许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客观地认识中国。总之，要通过尊重其独立性达到团结的目的。

　　四是与美国大型公关公司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经济的商品化社会，要有力地推进上述活动，取得预期的实效，一个十分重要和经济的办法就是与当地的知名公共公司开展业务合作，一方面可以及时获取改进建议，修正行动方案，另一方面，则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法律风险，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较快地接近工作目标。这一点已为许多国家在美开展政策公关工作的经验所证明。

　　五是扩大对美教育交流。政府的一项粗略统计显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已有约1600所美国公立及私立中小学校开设了汉语课，地区分布除东海岸或西海岸外，已开始延伸到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及犹他州等腹地或偏远地方。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未来美国学生来华留学和访问的机会将大幅增加。目前，中国教育部已经对部分学校汉语教学给予资助，未来应继续扩大资助范围，还可考虑在国家留学基金框架下增加美国学生来华学习的专项资金，还要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中国高校乃至中学设立美国学生、教师来华研修资助项目。同时，国家汉办应改进相关条件要求和教学培训，提高师资待遇，注意利用退休教师等社会资源扩大赴美教学的队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