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瓶颈

　　经济体制改革的缓慢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市场化改革落后和政府定位模糊两个问题。进一步讲，这两个问题也是当前阶段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

　　市场化改革落后问题，在煤炭能源和房地产行业尤其突出。煤炭能源和地产的价值重估及贴现极大繁荣了近年国内经济的增长，也导致能源和土地的过度开发。滞后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对资源价格的评估，缺乏合理的市场价格，就会限制合理的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寻租，导致煤炭能源和土地资源在开发阶段形成进入性垄断，用较低的成本取得资源的开发权利，然后再将开发的资源推进市场，正常估价后卖出获得最严格的完全垄断利益。

　　而低成本的土地和能源开发行为必然带来经济资源使用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出现短时间内大量开采的粗放型开发，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恶化了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危害了环境资源支撑子孙后代发展的能力。

　　落后的市场化进程还表现在农业产品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形成上。农村劳动力价格由于城乡市场的分割而被低估，农民工的付出和回报严重失衡，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利用农民工的低成本契机而扩张，成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农产品的价格因为制度原因而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并远远低于国外农民的相对收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种损害造成大量耕地撂荒和征地成本下降，造成土地的滥用和浪费，并引发粮食危机。

　　政府职能的模糊定位也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现代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作用逐渐增强，但其职能更多的是在市场条件下的宏观调节和规则的监管上。我国政府在经济干预中没有脱离本身的经济利益分配，主要表现就是政策倾向于国企央企，忽视了最具有活力的其他经济主体。

　　管制的最终后果就是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寻租，官商勾结利用政治权力为商业经营提供便利。近年来中央查处的腐败案件都与当前政府管制的经济领域相关，可为鉴证。

　　政府的利益越位必然造成社会生产的粗放扩张和对资源环境的严重损害。同时，政府的缺位导致社会利益缺乏足够的保护。立法落后、执法不严格等缺位问题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损害，导致企业高耗高排的粗放扩张。政府职能的缺位还导致城区规划以及土地征用缺乏科学合理的统筹和社会听证，侵害了社会群众的利益，增加了群体性冲突，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群众的社会安全感，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政策瓶颈

　　各级政府官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GDP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最有“含金量”的答卷，因而地方政府会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执政建设的核心，这也是建国以来的传统。同时，中国经济的历史欠账要求国内经济只有快速增长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医疗养老等逐渐增大的巨额开支。

　　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员的考察中缺乏对经济环境保护的具体指标，也就缺少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监督和激励，因此政府会偏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出口和投资偏好的国家经济政策也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内经济政策尤其偏好“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又是主要部分)和出口，消费作为国民经济的内生驱动一直是提振国家经济的软肋。

　　出口和固定资产的投资虽然能较快速度地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外生驱动的本质还是靠政府在短期内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征收土地、拆迁民居进行城市基本建设，用高投入刺激经济恢复。

　　由于政府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因此政府决策会导致大量基础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同时依靠汇率调节的出口政策也会大量损耗国内资源和贱卖国内劳动力，将国内资源和劳动力低价卖给国际市场。这两种路径选择都不利于国内收入水平的增长，也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提高。结果就是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

　　转型之策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对症下药，针对瓶颈选择有效的对策。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既要符合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一般趋势，又要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是科技研发和金融业。在科学判断世界产业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实现科技关键领域的重点突破，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能源生物技术等，以技术突破建立产业升级的先导；发展现代金融产业，打破资本市场的垄断，强化资本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同时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形式，通过管理技术的改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要加快调整第二产业。调整第二产业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退出和培育机制来区别调整内部行业。应积极发展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应用技术，推进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等工业化的深度结合。大力开发海洋经济，推动海洋油气、运输、渔业船舶业和装备制造业等国内需求旺盛产业，扩大国内消费并降低商品劳务的出口依存。

　　三要稳定发展第一产业。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当前阶段平衡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要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

　　加快科技研发

　　加快科学技术进步首先要加大科研的资金投入。要加大国家层面的科学研究支持，注重提高科技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水平，逐步提高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运用税收等政策手段促进大新企业的高科技创造性研究，鼓励中小企业的使用改良性研究。

　　还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合理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平衡产权和社会效应的矛盾，鼓励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研究，调动各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参与到科技研究的创新工作中去。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员扩充科研人才储备，为国家科技的进步提供客观保证。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准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要根据国家的产业趋势来调整国民教育结构，着重扩大对高技能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培养，以适应将来的产业升级的发展要求。同时国家和企业应该共同承担对社会现有低端劳动力的培训，大力推广社会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当前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

　　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要加快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推进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的市场化进程，打破既得利益者和特殊权贵阶层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垄断，使生产要素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并依据市场调节合理收益；打破约束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隐性限制，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报酬。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具体来讲就是要转变以往追逐经济利益的角色，明确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公共利益保护角色，保护弱势群体和社会利益。

　　要建立涉及社会利益重大事情的听证制度，健全规范市场经营的各种法律法规和强化执法力度，用政策和法律措施规整市场的“短视行为”以及部分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逐步约束政府的审批权力，降低社会寻租空间，打破特殊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的经营垄断，依靠市场竞争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转变经济发展的粗放方式。

　　认真完善各项政策

　　将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各种指标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中去，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将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社会和谐等指标量化来综合反映地方建设成绩。

　　同时，要逐步推进人民监督和社会舆论制度的建设，使各级政府摆脱激进的执政方式，选择更加稳妥的策略平衡经济发展和资源的矛盾。

　　为此，中央政府要统筹社会矛盾，明确顶层设计的总体规划，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规模优势，以最稳健的方式来实现政治上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