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龙：那当然，异常还包括某些游资的炒作，因为现在整个经济，特别农产品在向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国际一系列的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豆油价格上涨，其实就来自于大豆的价格上涨，大豆的价格，我们国内的价格主要是取决于国际市场价格，因为我们三分之二的大豆是进口的。另外，比如说棉花价格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波动。除了我们国内因素以外，我们进口的棉花是越来越多，所以像大都、棉花这样一些重要的农产品，我们国内的话语权越来越少了。

　　主持人：像你讲的诸多的因素当中，哪些是可控的，可控的我们可以怎么做？哪些是不可控的，不可控的我们又如何应对？

　　李秉龙：比如说现在石油的价格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比如说老天爷能不能给我们下雨，下多少，是旱灾，还是涝灾，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能够控制的，比如说现在农村工作会议，我们要加大对水利设施的投入，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通过水利设施的建设来抗旱防涝，来减少自然灾害对我们所造成的损失。

　　主持人：说保证粮食生产，我们都会提到，提高粮农的积极性，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在一些种粮的大县，他并不是财政收入非常靠前的县，很多靠前的县都是其他产业发展带起来的，这个矛盾能不能最终得到解决？

　　李秉龙：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粮食大县一般来说非农产业都不发达，所以他的税收不足。那么解决这些地方政府整个发展，特别是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他们没有钱，我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央要对这样一些我们的产粮大县有更多的财政支持，财力补贴，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种粮的成本进一步地降低，农民种粮的收益提高，那么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才能够有所提升。

　　主持人：《新闻1+1》今天我们关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稍候继续。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2010年4月

　　解说：云南省马路乡有一个外号叫“水窖乡”，由于所处的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地表存不住水，村民们都是靠水窖收集雨水。今年年初，持续几个月的一场干旱，让每家的水窖早都见了底，而只有建更多有效和高质量的水窖才有可能应对以后的干旱。

　　在这里修一个水窖不算人力，光成本就需要2000块钱，而这里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这次乡政府给每家提供了水泥，并补贴2000块钱的配套资金，村民们只要出劳力就可以开工了。

　　记者：建这个水窖要多少钱？

　　李兰兰(代兴满的母亲)：家里没钱就指望着政府了。

　　解说：这个总投资为277万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由于有了上级政府的拨款和媒体报道后广泛的社会捐款，1600多户村民终于用上了自家的水窖。

　　解治龙(云南省会泽县马路乡乡长)：在7月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都建成验收了，这一段时间，天上没有降雨，就开始用水窖里边的水了。比如说明年，从2月到5月干旱，春旱的时候，这些农户就不用再到江河里边，到山脚下去背水了。

　　解说：但是277万远远解决不了马路乡的问题。现在两个计划修建中的水库已经通过了立项。但由于2000多万的资金还没落实，因此要彻底解决马路乡24000人的生活与生产用水，还需要时间。

　　而另一方面即使今年天公不作美，我国的粮食产量还是实现了“七连增”，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还是经常会提醒人们，连续丰收的时候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就会越近，因为我们的水利设施欠账太多。

　　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副组长)：今年的春旱到现在发生的一些洪涝灾害，大家已经都感觉到，我们国家的农业水利设施欠账太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太弱。一旦你缺乏这样的抗灾能力，或者来的自然灾害超过你抗灾能力，那你一定会减产。老天爷不会年年照顾你，真来了灾，你没有这些设施，你就无能为力。

　　解说：陈锡文的担心并不多余，今年入冬以来，由于持续干旱少雨，以及水利工程的蓄水不足，我们北方冬麦区旱情露头后又有蔓延发展的趋势，一些受到旱情影响的冬小麦已经出现了出苗不齐，或苗小、苗弱。目前全国冬小麦受旱面积约为5700多万亩，主要集中在山东、山西、河北和河南、江苏和安徽这6个省份。

　　胡洋(青岛台记者)：我现在是在胶南市下河山村村民崔可荣家的麦地里，我身后的这一亩半麦子是今年9月份种上的，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浇上水。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长出来这个麦苗的根是非常细，非常短，没有牢牢地扎到地里面。如果现在再浇不上水，今冬遇上严寒天气，这些麦子有可能就死掉了。

　　崔可荣(胶南下河山村村民)：(往年一亩地)能产800斤麦子吧，今年好好弄，最多产400斤。

　　记者：400斤麦子，得差多少钱？

　　崔可荣：现在每斤1块6，就算照1块钱算，400斤麦子400块钱就没了。

　　解说：就在今天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重点之一，就是要重点研究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事关明年的农业是否能继续丰收，更关系着未来农业的长远发展。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基础设施的使用有一定的折旧期，我们之所以粮食能够保持增产，跟那个时候，五六十年代修的这些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些水利设施里面有些已经老化了，已经不行了，实际上这两年已经就到极限了。

　　主持人：农村水利设施的改革和建设被提到了“十二五”工作当中的重点当中去，我想这也是在今年西南发生旱灾之后一个痛定思痛的一个结论。当我去云南采访的时候，我看到，像大江大河，大的水利设施，其实基本上是可以满足需求的。恰恰是那些在这种旱情发生的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小水利设施，包括农民田间地头的水窖，投入还是有很大的缺口。我们可以期待有怎样的变化？

　　李秉龙：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农业用水机制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缺水的国家，而且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重心，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重心一个是北移，一个是西移。北移和西移的结果，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干旱。

　　主持人：就是水的问题。

　　李秉龙：是水的问题。所以我们国家有涝灾，有旱灾，但总体来说，最大的灾害还是旱灾，所以通过水利设施的建设可以有利于灾害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我们总是说水利设施有欠缺，好像都是投入不足，有钱了就可以修了，有钱了就可以加大建设了，有了钱是不是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李秉龙：当然不是，但是现在看来，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投入问题。我们只有投入，把水利设施建设以后，然后在建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一个机制，就是中央政府拿多少钱，地方政府拿多少钱，农民是不是还是要出工、出力、出钱，需要一个组织。水利设施建起来以后，到了村里边，还有一个怎么用，怎么管的事情，所以它非常复杂。不仅是水利设施，还涉及到一系列的水。有些水我们要补贴。刚才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农民建水窖，我们要给很多的补贴。现在看来，另一个改变就是农民用水，其它方面的水，我们还是要提价，提价的结果有利于他节约用水，但是这个水价提到什么程度，使水价提高的结果是农民节约用水了，又不增加他的生产成本。还有很多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大江大河的水，政府要来进行宏观的调控，有些水利设施，政府要来建，要来补贴，那么水价还要来提升，所以我觉得整个机制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也是在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到的，整个用水的机制、建设机制要进一步地进行改革

　　主持人：其实不管是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问题，还是农村的水利设施问题，都不是说今年才出现的，是一个长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人会预测说，明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是会锁定“三农”，这是第八次了，您也会有这样的期待吗？

　　李秉龙：我也会有这样的期待。因为从2004年，连续中央出现的几个中央1号文件以后，每年的1号文件都是围绕着“三农”问题，我想之所以把水利设施作为明年中央1号文件可能出台的一个核心和重头戏，就在于我们农业生产要增加供给，可能有种子，有肥料，种子和肥料要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就需要水，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水利设施建设，是我们公共物品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恰恰落在了立项政策范围内，所以它较少产生扭曲，可以更有利与建立我们农业增产的长效机制。

　　主持人：当我们每年解读1号文件的时候，会发现它里边有新意，也有一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把它稳定下来，去利于执行呢？

　　李秉龙：我觉得每年中央出台1号文件，还有每五年搞的五年规划，都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我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来看，从整个世界农业政策发展的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对农业政策更趋向于采取法案制的方法，就是把农业政策这些政策的主张、政策的目标，把它落到实处。这个政策法案可能是五年、七年期，通过人大，或者是议会讨论以后，把它变化法律，好多项目、资金都落实了，这样就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