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能垄断慈善业

　　人物周刊：您2003年出版了《散财之道》，并一直关注慈善问题。您对巴菲特、比尔·盖茨现在来中国劝捐的事情怎么看？

　　资中筠：我觉得他们过于天真，想把美国的国情套到中国的头上。不能说现在的中国企业家都没有社会责任感，都是铁公鸡。但是中国跟美国国情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跟美国的比尔·盖茨是绝对不一样的。他们没安全感，今天赚了这么多钱，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政策一变就不是他的了。现在虽然没有公开剥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是真的被某一个国营企业看上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在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如何能够大笔地捐出来呢？

　　第二，他们并没有社会的主人翁感。美国的社会主人就是这些大资本家，从卡耐基一直到比尔·盖茨，一直都觉得自己才是美国真正的主人。他不但是美国的主人他好像还是全世界的主人，他对全世界都要关心，他们是有这么一种气魄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小媳妇儿的状态。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并不容许他们，以及其他有意的捐赠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捐赠。比尔·盖茨是在美国号召了一大批美国人把一半钱都捐出来，那么假如明天中国的一大批富人说我也捐出一半来，捐给谁？怎么捐法？有什么渠道？没有。他不能说明天我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合起来登记一个基金会，国家政策有种种限制。

　　人物周刊：壹基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资中筠：壹基金是非得挂靠在红十字会，不能独立。为什么所有的私人基金会都要挂靠在官办组织呢？这一挂靠你就没有独立性了，没有独立性你就不能够自己来掌控。你想要做的事情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政府现在也在号召富人捐钱，它是号召富人捐给它，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事情。应该是政府买NGO的服务，但是现在倒过来。它说你捐给我我来做。政府已经收税了，它不应该再要求捐赠，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捐赠的意义在于政府做不到的时候——政府力量有限而财富又不平均的状况下，个人想办法来缓解这个不平均，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善良的意愿来做想做的事情。社会的需求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不同的捐赠者或基金会能够照顾到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国家不但是在企业上搞行政垄断，慈善上也搞垄断。有那么一二十家官办基金会垄断了在社会上募款的权利，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假如有那么一两个效益比较高的企业，它就变成唐僧肉了。政府以捐赠为名，说你应该做点慈善，然后就逼着企业捐赠。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情况，被加入了很多行政色彩。最后也变成权钱交易，慈善、公益都变味了。

　　“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人物周刊：谈谈您早年所受的教育。

　　资中筠：我从小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我在天津上的小学和中学。我很幸运遇到很好的校长和老师。当时教学中中国传统和西学的基础比较全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叫“公民课”，学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国民政府从北伐以后大力提倡公民教育，主导者是蔡元培这批知识分子。小学生学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给你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高年级就教选举，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民主原则。教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特别强调的就是公民的义务。

　　不过我没赶上高年级，天津就沦陷了，日伪教育局把我们的公民课去掉了，换成“修身”课了，里头讲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国文课本里去掉了许多五四以来新文学，而加重古文的分量。似乎很难理解，日本的“奴化教育”怎么通过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完成？当然也是有选择的，绝不会选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内容。我觉得日本人当时的侵略是反对中国现代化。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在1937年非来侵略不可？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走得还不错。民族工商业，各种现代企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教育、新闻这些现代化的奠基也都在那个时候。那时中国人特别爱国，包括企业家都有怎样能够竞争过国际产品这样的志向，而且真的也有一些成功了。日本一看这个趋势，就急不可待地出兵侵略了。所以我觉得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人物周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倾向，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就一直很好，对建国前30年的成就也需要提出反思。

　　资中筠：我在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个安徽保姆，她亲口告诉我她们家一共8口人，活活饿死了4口，就剩下4口人。他们是冬天饿死的，连发丧都不敢，也不敢上报，为什么呢？因为活着的人还可以领死了的人的口粮。

　　我老伴陈乐民在1960年下放劳动，就差点饿死了。他下放到河北的一个县，那时候还是公共食堂，就让他们下放干部掌勺，说是可以公平。那时候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四两毛粮。毛粮的意思是没有去糠的粮食。然后煮一大锅，都是稀的，使劲往底下捞也捞不出什么来。每天就吃这个干活。结果有一次他饿昏了，滚到水沟里。幸亏有一个老乡看见了把他给救起来，因为他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就把他送到县里头去打营养针救回来了。真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在城里都得了浮肿，饿得营养不良，但是不会饿死。

　　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凭票的，一张粮票可以困死人。一个人饿得要命，如果没带粮票，他怎么着也没办法买到一碗面吃，就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住房面积是多少？一直到80年代我在美国所的时候，每年到了分房子大家都打破头，就为了一平方米两平方米。好多人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房子。大家都穷得不得了。但上面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根本就看不见。部长以上的人是有特殊供应的，所谓“特供”。他可以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他们是不缺的。那时候公费医疗，也只有在国营企业的职工加上公务员才能享受，广大的农民是绝对没有保障的。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