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艺术

　　无论是《祝酒歌》，还是《周总理，您在哪里》、《鼓浪屿之波》、《北京颂歌》，李光羲唱的都是颇具时代特色的“红色歌曲”。

　　《祝酒歌》里有“锦绣前程党指引，万里山河尽朝晖”；《北京颂歌》里他唱道，“伟大的首都，你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啊，北京啊北京，大庆红旗向你飞舞，大寨红花向你开放……”

　　一个唱古典歌剧出身的艺术家，自然清楚艺术与政治歌曲之间的分野有多大，“但那个年代我想登台，必须依附于这样的形式。”

　　“我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歌剧院的大主演，年轻的时候演了很多外国戏，唱了很多外国歌，在这当中享受我自己享受的东西。等到艺术变成为政治服务，变成宣传之后，我唱的那些直接服务社会的政治性歌曲，都是艺术精品。词曲作家们把政治变成音乐，变成绘画，变成艺术精品，那都是功夫啊！”

　　一提到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他就激动起来。他是在天津的教会唱诗班里学会五线谱和西洋发声法的，1953年考进中央歌剧院，很快成为主演。

　　1956年，在新中国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中，他扮演男主角并一举成功。继而，又接连出演了《货郎与小姐》中的阿斯克尔，俄罗斯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事业如日中天，经常接连演出几个月，换场不换人。

　　人前显贵，人后受罪。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饥饿。

　　三年自然灾害，北京马路上买不到一块点心。我每个星期天晚上要连演两场大歌剧，一场戏补贴两毛钱夜宵费。我让我爱人给我买两碗炒疙瘩，两毛钱一罐，四毛钱一大罐。

　　四毛钱，两个连场古典大歌剧！那个时候精神好像真是万能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撑下来了。

　　即便如此不要命地演出，他还是被赶下了舞台。“一夜之间，就成了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毒草，被发配到天津郊区种稻子。”

　　愁闷中爱上了喝酒，“就觉得这东西好啊，顿顿都喝”。直到1972年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调回北京，为西哈努克亲王献唱祝寿。“我发现自己原来还有用，这才把酒戒了。”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都毁了！所有人都穷，一穷就卑怯，口袋穷的时候必定卑怯，你逞不了英雄，你大方不了。

　　“我生在天津，小时候就喜欢来北京。后来在这里成名，安家。古老的文化，我熟悉的环境，我的亲情都在这。生活、艺术、职业，化成一回事儿了。我唱《北京颂歌》，心里边儿自然的一种骄傲感，能唱不好吗，是吧？”

　　从艺五十多年，他唱遍北京所有剧场。

　　人民大会堂1959年国庆盖成后的第一场我就演了。那地方其实不适合演出，但是在那儿演是种政治荣誉。

　　天桥剧场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剧场，剧场里舞台、观众席、后台，三等份儿，我在那演了很多节目。

　　我们从文革一结束就呼吁要盖国家大剧院，现在终于盖起来了，那里面有个歌剧院，两千多座位。一场歌剧如果有两千观众，我敢说有一千八此前没看过歌剧，哪儿看歌剧去？可是只要一坐下来，就能感受到那种特殊的氛围，观众一进场就把他培养起来了，进入艺术欣赏的巅峰。

　　他最爱的是中山音乐堂和国图音乐厅，一千多人的“小”礼堂，不用话筒，非常舒服。

　　很多人不理解他这么大把年纪，为什么退休了不好好歇着，一年到头四处奔走，有人开玩笑说他舍不得放下怀里的大金娃娃。他说自己在乎的其实是俩字儿：“自由！”

　　过去想唱什么自己做不了主，想上哪儿唱得听组织安排，业务再过硬，政治上“右倾”，出国永远轮不上你。

　　“现在我很自豪，我就靠我自己，全世界走遍了！”走到哪儿都能遇到歌迷，握手拥抱合影，“李老师，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啊！”

　　北京的哥

　　个个都是北京的形象大使，把你变成汇报演讲的听众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许多人来北京听到的第一句京腔来自北京的哥。在西客站阴暗又气味可疑的停车道里，你会听见的哥对着后视镜问：“您去哪儿？”你要去公主坟，或者宣武门，或者马连道，那张脸立刻因失望而黯淡下来，嘴里咕哝两句，不情愿地踩下油门，极个别的还会扭过头来看着你：“您会走吗？”潜台词是：我排队排了一小时，结果拉了一起步价，您能换个车坐么？倘若你说，我去望京，或者通州，他的表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答应你时那声“哎”的声调里，却有掩饰不住的暗暗的喜悦。

　　这种拧巴其来有自。每天早晨，数万辆出租车从北京各个角落出发，驶向一些主要的商务中心、机场、车站，以及繁忙的街区。通常，它们会在路上奔跑12个小时。有位司机说，一个钟头拉三十来块钱，这是平均水平，这样跑下来，交完份儿钱，每个月收入能有三千多元。北京出租车超过六万七千辆，其中只有一千二百辆左右的门徽上写着“朝阳个体”或者“东城个体”，他们是人人羡慕的个体户——1992年废除的一项政策留下的活化石，每个月只交少量管理费就能开着属于自己的车上路，最高的时候，他们的牌照和车被炒到四十多万。其余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为公司打工，要是哪天运气不好，只跑个两百多块，刨掉油费，还不够交份儿钱的。

　　一旦舒舒服服拉上了好活儿，理所当然他就要开讲了。先听你口音：“南方人？”问哪个省份，“哦，你们家那儿不是在闹冰灾吗？怎么样，没事吧？”主题升华，“你说这才多大一点雪啊，北方年年都有，在南方怎么就成灾了？”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南方下的是冻雨，落在电线上就结冰……主题进一步升华，“我看啊，还是你们那边政府没做好应急预案……”嗯，有可能，不过北京下起雨来也头疼，那个安华桥下面好像积水两米深吧？“那是！真够要命的！”

　　北京的哥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来得不让人讨厌，盖因他们常常富有自嘲精神。车子发动的时候，他们还在新闻联播的频率，个个都是北京的形象大使，你若顺着他们夸下去，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把你变成汇报演讲的听众。

　　有人把北京的哥按“型号”分类：有职业型的，一开车门，“乘客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根据需要还有英文版，这自然是北京奥运的功劳；有相声型的，吐字绵密张口即来，“您说，(其实是他开始说了)咱们……(此处省去500字)是吧？”此种发言的妙处在于它仅仅具有语音上的意义，说了等于没说；有批判型的，数落制度来得有种有料，让你忍不住为他的见识叫好了，却话锋一转，“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啊！”有哲人型的，看起来饱含生活智慧，央视主持人柴静就碰到过，“有天我不高兴，上了车不说话，师傅看都不看我，悠长地说，‘姑娘，人生就八个字，喜怒哀乐忧愁烦恼，八个字里头喜和乐只占两个，看透就好了。’”有忧国型的，“您看这钓鱼岛问题最后得谁让步啊？”有找乐型的，你问个事儿，他让你猜，“答对了加10分！”

　　北京的哥面对的都是些宽敞又狡猾、大气又敏感的马路。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步行文化，断不会想到梧桐树下被雨打湿的人行道之美，大多数马路都是为车设计，让行人一眼望去就失掉溜达的勇气。可是，除了过年和大半夜，车子却也很难享受到一路畅通的快感，奥运会是个例外，因为7成的公车都被限行了，开起来格外过瘾。结果奥运结束后一段时间，的哥个个变得怒气冲冲。

　　每回重要会议临近，出租车公司都要给的哥们做各种各样的动员工作，“少说，多听，有情况随时报告”。开车经过天安门，要关紧车窗，到指定地点停放。个别觉悟高又立功心切的司机，两会期间遇到穿着不讲究的外地人打车去京西宾馆(代表委员驻地之一)，左探右问，“你老家是哪里啊？”“到京西宾馆干什么啊？”没得到满意回答，便拉着“假想敌”往公安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