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县禾库镇的这批代课教师亦在当时的“清退”之列。吴艺伟、龙玉福他们虽然还是照常任教,但一个变化是,到2007年以后,禾库学区的教师节大会,不再叫他们几个参加了,考试也变成了他们自己监考,学区不再派老师过来。这个变化的原因追溯至2007年12月18日,凤凰县教育局下发了“凤教发[2007]35号文件”(以下简称“35号文件”)。
这份标题为“关于彻底终止学校聘任代课教师(含幼师)的通知”的“35号文件”显示,凤凰县“任何学校不得继续聘任代课教师(含幼师),与代课教师签订的聘任合同必须在12月28日之前彻底终止”。
而当地一份有关代课教师的关键性文件,则是曾反复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官员提及的“湘发[1999]7号文件” (以下简称“7号文件”)。
而早在1999年3月27日,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发出标题为《关于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流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的“7号文件”规定,该项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中第一条即是“坚决清退乡镇非在编的临时雇请人员(包括代课教师)”,具体阐释为,“对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临时雇请的非在编人员(含代课教师)一律予以清退。各地可根据被清退人员服务年限和当地财力,酌情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有关补助的办法和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这项任务必须在1999年6月底(代课教师可延至7月中旬)以前完成”。
这成为凤凰当地代课教师失去名分的两项政策渊源。此前,尽管凤凰当地的一些官员在私下场合中并不掩饰对于这些现存的代课教师抱持的同情,但亦深感无可奈何。“每个月才几十块钱,如果我是吴艺伟,早就打工去了!”凤凰县教育局一名官员就对记者这么感叹。
在受访时,包含凤凰县政府督学主任王春芬在内的一些当地教育主管官员也无法回避当地尴尬的“温饱财政”难题,“需要国家统一出台代课教师的相关政策”,王春芬说。
而本刊记者获悉,解决补差问题,目前正在商讨中,相关补偿措施依然处于落实之中。
这个学期,吴艺伟执教的九龙寨小学,二年级有3个学生,三年级有12个学生,依然是“复式教学”。在这个刚刚过去的暑假,几乎每个礼拜,这位代课教师都会翻山越岭走出执教的苗寨小学,跑一趟凤凰县教育局。
“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了”,这位一辈子在乡村教书的代课教师重重叹息。这个夏天,吴艺伟最小的一对子女都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但这位窘迫的父亲尴尬地发现,在向禾库学区借了3000元的景况下,他只能够负担一个孩子念书。孩子们都很懂事,17岁的儿子把求学的机会让给了小一岁的妹妹。
过去的三四年,禾库镇的这些代课教师曾在有关部门跑了100多次。“凤凰县教育局能够早点落实少发的工资,可是他们还是一拖再拖”,吴艺伟说,他希望,“以后能够每月拿到1000元左右的工资”。就在9月17日,吴艺伟又跑了一趟凤凰县教育局,教育局对他的答复依然是,“还在研究商量。你们回去,上好课”。
代课教师为何难以转正?
事实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代课教师成为一个纠结的历史难题。对他们的一些简单断然的处理方式,也被直斥为“卸磨杀驴”。
转正,是遥遥无期的梦想——记者所接触的所有代课教师,无一例外地这样感叹。他们似乎总是“运气”不好。但是,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更清晰的个案,来看待代课教师的命运走向,或许更能理解他们当下困境的时代归因。
这么多年下来,吴艺伟为何没有转正?
“命运好像总是在捉弄我们!”在搭着顺路卡车回到执教的九龙寨小学的颠簸的山路上,吴艺伟这么感叹。“命运”,是相当沉重的字眼。
1984年,与吴艺伟一起考上代课教师,还有两位。等到了1989年,他们都陆续转为公办教师。两个月以后,获知这两位代课教师转正消息的吴艺伟,专门找到了当时的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他对我说:你迟了,名单已经上报省里两个月了。你明年再看看,反正年年都有的”。
但是,吴艺伟这一等,就是20多年,“后来一直没有结果”。
20多年下来,他的代课教师身份,始终没有变化,后来他想想,觉得,“最主要是山里信息不灵通,我也没去活动活动”。
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副股长黄庆祥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禾库学区校长,在这个问题上,黄庆祥给出的解释是,“吴艺伟几次机会都没有抓住”。
“考虑到吴艺伟是教师子女,我给凤凰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打了电话,让他当年免试进入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拿到了中师文凭”,黄庆祥回忆。他总结,吴艺伟是“运气不好”。
黄庆祥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左右,国家曾出台一个政策,有中师文凭和“商品粮户口”的代课教师可以转成公办教师,并且教师子女优先,“但是,这个政策只实施了一年。吴艺伟是教师子女,而等到他的学历符合要求了,上边政策要求必须是非农业户口,才能转公办教师;等到他花了3500元买了一个‘蓝印户口’以后,又晚了一步,到第二年,这个政策,又被取消了”。
黄庆祥介绍,从2000年至2008年,凤凰县曾经公开在全县范围内招考过小学教师,这一政策“传达至各个学区”,凡是具备大专或中师学历并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人,都可以参加该考试,“2005年,吴艺伟也参加了这个考试,那一年,全县一共录取19人,当年报考人数是237人,录取分数线是179.6分,他考了159分,没能考上”。
尽管如此,这位从基层做起、深谙教育政策的官员也承认,在上述公开招考方式中,所录取的大部分是吉首大学的毕业生或拥有大专学历的教师,而通过此种途径能够转正的代课教师,“人数不太多”。在黄庆祥的印象中,历年来凤凰县通过此种方式转为公办教师中的代课教师仅有2名,一位教数学,一位教地理。
跟吴艺伟一样,1992年,代课教师吴文忠花3500元买了一个城镇户口,但是最终,他的转正梦想没有实现。
而以代课教师吴艺伟龙玉福为例,1985年的禾库镇,与龙玉福同一批考上代课教师的一共有21人。此后,有人转为公办教师,有人早已抛下教鞭,外出打工了。龙玉福是他们中间唯一坚持至今的代课教师。
1992年,龙玉福从凤凰县教师进修学校毕业,但是,他从未奢望能通过考试,成为公办教师——那这是一种遥遥无期的企盼。“从来没听说过代课教师可以参加转正的考试”,龙玉福感叹,等到岁月流失,“年龄大了,考也考不上了”。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乡村代课教师捧着与他的身份“不符合”的一堆奖状和证书,就在2004年上学期,龙玉福还被评为“禾库学区优秀教师”,这只是他诸多优秀表现中的一项。尽管如此,这位乡村代课教师的命运,并未改写。他年复一年延续着丢下锄头、拿起粉笔的日子。
“虽然没钱,但我们心里总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总高尚一点吧,我们有精神上的追求”,面对孩子们天真的眼神,龙玉福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凤凰县禾库镇巴几小学的代课教师石杰华的经历,则更为传奇。从凤凰县第一民族中学高中毕业后,1990年,石杰华由时任凤凰县教育局局长的龙家斌亲自提名为代课教师,这位身形瘦削的代课教师,20年间,辗转于俄力小学、仁固小学、骑马小学、板吉小学等乡村小学任教。
“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办教师”,是这位身材出奇瘦削的乡村代课教师“一生的精神支柱”。石杰华心心念念的是“转正”,打定主意集中精力,“做出更好的成绩证明自己”。
问他:转正对你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种漫长的等待”,他说。
他等啊等,没有等到下文。直至29岁,成为当地有名的大龄男青年,在板吉小学任教的石杰华,才遇到后来的妻子、一位小他7岁的苗家姑娘,安下了家。
2006年,石杰华心中希冀“转正”火种,再度被点燃,他花费了8000多元去自考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大专文凭,其中的6000元是他向在宁波打工的弟弟借的。这笔“巨款”,相当于石杰华全家两年的生活费。但是,等到2008年,他再度揣着自己的大专毕业证去凤凰县教育局问询时,“管档案的人说,不用拿来了,没有用了”。
那是石杰华为他的理想的最后一战。最终,灰飞烟灭。
问他:为什么在希望破碎后,依然要坚持站在黑板前?
“我喜欢孩子啊,第一爱好就是教书!”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上起课感觉“如鱼得水”。对于内心从未放弃的“师道尊严”,他无比看重。
目前,各地也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代课教师这个历史遗留问题。2007年7月,重庆市政府专门出台了《重庆市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课教师中招聘公办教师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当年重庆市1万余名代课教师中,有8000名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转为公办教师,其中,小学7000名,初中1000名。
重庆的规定是,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含县镇学校)连续代课一学年及以上,现仍在教学岗位,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师德良好、身体健康的代课教师就可参加考试。这些被聘为公办教师的当地代课教师,其工资所需经费原有部分由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承担,增量部分由重庆市市级财政转移支付补助。
此外的一个积极例证是,近两年来,在广东省,已经有25000多名代课教师转正,这个数字约占代课教师总数的一半。收效如此显著,基于在2008年9月10日,《广东省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工作方案》及《广东省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方案》出台,它们以“红头文件”的方式明确了广东要在2010年年底前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及力争中小学教师待遇“两相当”。
“我只要把我的尊严要回来”,代课教师吴文忠强调,“我注重的不是那点钱,经济上只要有适当的补偿就可以了”。9月中旬,这位乡村代课教师正在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的湘西职业技术学院报到,他选择学习的是农业经济管理。
“当一名老师”,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梦想。对于是非的坚持,他告诉自己: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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