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文化与“替罪羊机制”

　　2010-06-23 11:18:48 来源：《人民论坛》(总第294期) 作者：管 健 乐国安

　　手机段子实际上是一种“替罪羊机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们的心理紧张和不满，通过替代性对象发泄，人们在手机段子的传递中也同时获得了一种集体性叛逆心理的快感

　　“酒桌文化”一部分、“替罪羊机制”及其他

　　萨特说“存在即有价值”，手机段子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氛围。

　　心理减压。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人们相聚在一起从事劳动作业，为了消除疲劳和制造活跃气氛，工作之余常常有一些嬉笑怒骂的笑话和段子出现，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方式之一。当前也常有许多人传发调侃经济危机的简讯段子，如“要体会涨价就尝一尝肉，要体会通胀就加一加油，要体会失望就看一看球，要体会绝望就买一买股”等。

　　人际关系促进。手机段子开始成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它以彼此之间的信息传递推动双方联络，获取积极的社会性关系。当幽默的段子在彼此之间传递的时候，传递的除了内容之外，还有许多不可言说的问候、关怀、信息的共享和彼此的关注。君不见，收到他人传来的段子，自己窃窃发笑，这笑容除了内容的可笑之外，还增强了与发简讯之人的密切关系；君不见，单位开会时对着手机傻笑者大有人在，会场上同事间传递的段子，彼此之间的诡秘一笑已然成为会上的非正式交流；君不见，聚餐时大家纷纷传阅短信或高声讲读并笑声不断，一下子融洽了关系，成为“酒桌文化”的一部分。

　　自我提升的印象管理。幽默是一个人的良好品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是一个幽默、风趣和健谈的人，撰写和转发风趣的手机段子在一定形式上可以自我提升，使自我在他人面前形成一个积极而风趣的印象，这成为当代人印象管理的一部分。当然其中也有的人借助段子展现自己的口才和见多识广，希望成为群体中最具谈资的一位。

　　压抑情绪的宣泄与释放。弗洛伊德很早就强调了幽默是一种机制，它来自于人们释放压力的需要或者是被唤醒的压抑的、不能直接表达的愿望，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它可以对人们压抑的攻击、性等欲望有很好的宣泄作用。手机段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压力和释放能量，幽默和娱乐是人们的释放压力需要或者是被唤醒的压抑的、不能直接表达的愿望。这样，手机段子实际上是一种“替罪羊机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们的心理紧张和不满，通过替代性对象发泄，人们在手机段子的传递中获得了一种集体性叛逆心理的快感。如“天空为什么那么黑，因为有牛在天上飞，牛为什么在天上飞，因为有你在地上吹”，就反映了群众对于吹牛者的不满和嘲讽。当然，如果按照比例估算，段子中充斥着最多的内容无非是政治和性，所以有学者称“作为生物性的男人来说，性是其第一需求；作为社会性的男人来讲，政治是其第一需求”。所以对于性的需求和政治的宣泄便在手机段子中暴露无遗。

　　手机段子应被看作舆情放大镜

　　手机段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影响力不可小觑。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使用“社会安全阀”的概念来强调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包括要为社会或群体成员提供正当渠道以便将其不满情绪予以宣泄和消除。中国古代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这个道理。这样来看，手机段子也可以看作社会问题的线索，帮助我们了解人们的关注焦点和价值取向。因而，手机段子便可以看作是舆情的反映，是较多群众对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情绪的显现。手机段子应被看作舆情的放大镜，放大了社会人群的主流价值和文化导向中的问题，甚至是病灶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段子中也有良莠不齐的一面。许多不健康的、消极的段子也层出不穷。尤其是社会上风行了很多低俗与不雅的情色手机段子，污染了社会风气的同时，实则也败坏了个人的积极形象。古人尚且知道君子慎独的道理，现代人更应重视自我约束。当然，社会层面上的行政管理和宣传导向的影响，手机语言环境的维护，优良的法制监管，以及疏通合理而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也是宏观层面上的重要举措。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教授)

　　延伸阅读：段子文化中的政治心理

　　周志强

　　今日之中国，各种手机段子流行。其间，政治性的段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常常在不经意间，暴露现实政治的种种不良作为。坊间小说，断语片话，也会瞬间撕裂我们对现实政治的种种良好想象，流行一种市侩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也算是手机政治段子的副作用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存在两个矛盾。一个是政治管理的抽象化与透明化的矛盾；一个是政治体制的威权化与民主化的矛盾。

　　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依靠一套抽象的社会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对社会的管理和疏导，并不是由官员直接拿着大喇叭上街头进行宣导，而是通过一个抽象的系统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管理的透明化就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必然现象。这就像秋菊跑到法院打官司一样，她要的只是村长的一个道歉，而在现代政治法制系统中，“道歉”这种日常生活情感行为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秋菊永远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才能得到“说法”。

　　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百姓和现代政治体制之间，也就难以走向彻底认同。人们因为不理解一个社会政治管理体系的复杂和抽象，也就必然激发各种各样对这种体系的不信任，最终导致对这种体制中不良现象的夸大想象和过度反讽。

　　从这个意义说，大量政治戏谑段子的出现，恰好表达了普通人对于现代政治运行机制的一种警惕和怀疑的心态。

　　如：“同样是干活，领导叫带头，富人叫创业，百姓叫打工；同样是出国，领导叫考察，富人叫旅游，百姓叫偷渡；同样是说话，领导叫指示，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废话。”

　　与之相应，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威权化则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官本位现象。于是，百姓自觉地用“段子”来隔离“官”、“民”，也就成为段子文化的另一功能。显然，市民主义甚至市侩主义的道德批判，充斥在各种段子之中，构成段子娱乐的核心形式。

　　简言之，各种手机段子常常不免用对政治不良行为进行戏谑和嘲弄的方式，暗中重蹈传统官本位文化的意识和小民意识。在这里，手机段子既能揭示现代政治的不良之处，也无形中强化了人们的现实疏离感，强化了中国人“去公民化”——不求参政、只求笑谈的意识。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引导？监管？负面段子的治理难题

　　作者：乔新生 许光建

　　乔新生：只有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表达权利，通过科学的监管，正确地引导，才能逐渐改变虚拟社会的风气

　　许光建：很多原本正常的词语组成句子之后往往会凑出“违禁词”，因此也招致许多用户的调侃

　　嘉 宾

　　许光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政府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民的权利

　　人民论坛记者：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在一个度的范围内才能保证其健康性，如何对不良手机段子的传播加以科学引导和监管？

　　许光建：对于内容不健康的段子确实需要有所监管，但是在此方面存在难点。一是如何界定不健康的段子。目前可以使用的方法无非两种：关键词检查和人工判断。前一种方法快速但误判率极高，很多原本正常的词语组成句子之后往往会凑出“违禁词”，因此也招致许多用户的调侃；而对于后一种方法，如果靠人工判断内容是否涉及违规，不仅工作效率难以满足要求，工作人员主观判断的尺度也缺乏客观说服力。

　　二是监管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按照此条款分析，用户如果不是发送危害国家安全的短信，仅仅是发送“黄段子”或“灰段子”，其行为既未威胁国家安全，也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包括运营商在内的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力对其内容进行检查，更无权关停其短信功能。

　　三是手机实名制一直未能完全实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段子的监管。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实施了手机实名制。但我国要实现手机实名制，却并非易事。当前，一些手机号码的销售模式已经从运营商转向代理商。对代理商而言，身份验证的要求对他们就并不重要，他们也没有动力要求购买者实行实名登记。

　　乔新生：在笔者看来，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假如不允许公民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他们就会把表达的冲动转化为愤怒的情绪，从而向执政者发起挑战。所以，现代文明国家无不赋予公民“不服从”的权利，允许他们通过自由表达、通过游行集会结社示威，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他们的意见。事实证明，越是想要禁锢人们的思想，整个社会就越容易产生动荡；政府干涉公民表达的权利，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升级。所以，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利，包括采用移动电话短信息的方式表达意见的权利，有利于舒缓民怨，营造和谐社会。不要把发展健康文化寄希望于信息过滤软件，因为技术软件只能消极应对，只有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表达权利，通过科学的监管，正确地引导，才能逐渐改变虚拟社会的风气。

　　独具中国特色的段子文化，既反映我国信息社会发育不成熟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众情绪所在。如果借口发展市场经济，而任由色情淫秽信息泛滥，那么，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下降的螺旋，不仅会扭曲人们的价值观，而且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变成一种肮脏的市场经济；如果借口信息监管，而限制公民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通信自由，那么，就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政府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民的权利，防止公民受到色情淫秽信息的袭扰。假如为了阻止色情淫秽信息，而限制公民宪法上的权利，那么，就会因噎废食，就会激起公众反抗情绪，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破解监管部门设置的障碍，采用更加巧妙的方式传播信息。只有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我们才能打赢围剿色情淫秽信息的战役。

　　打击不良短信传播行为，必须从加强对移动电话运营商、服务商、互联网站经营者监管入手

　　人民论坛记者：监管重点在哪？

　　乔新生：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之所以受到色情信息的骚扰，一个重要方面不在于亲朋好友无事生非，而在于移动电话的运营商和服务商为了营利的目的，擅自向不法行为人出售消费者的信息，从而使消费者被动接受色情淫秽信息。所以，打击色情淫秽信息，不能治标不治本，只在信息的内容上做文章，更不能强行安装特殊的过滤软件，阻止消费者发送或者传输有关信息。打击不良短信传播行为，必须从加强对移动电话运营商、服务商、互联网站经营者监管入手，防止技术平台变为向不特定的人发送信息的平台，从而使消费者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当前一些色情淫秽信息的经营者可以用非常小的代价在移动电话经营者和服务商那里获得发布平台，大规模地发布色情信息，从中牟取暴利。所以，加强对信息产业经营者和服务商的监管，应当成为我国信息监管的重中之重。

　　许光建：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手机段子，重点应该放在对运营商的管理上。目前，通讯运营商的地位比较奇特，一方面，他们只是与公安部配合参与监管，运营商从违禁词列表到内容界定标准均只作为执行者参与，并无掌控权，因此，实际上的监管在公安机关；另一方面，为了依法办事，运营商对包含不良信息的短信只能采取“民不告官不究”的处理方式，即只有在收到用户投诉之后才会核实短信内容与过滤词库是否吻合，从而决定是否采取下一步措施。

　　还需指出的是，要限制移动运营商自己编发的段子，有的运营商通过给用户发段子，试图强化用户对自己的忠诚度，并有诱导用户转发运营商自编段子的嫌疑，以此提高短信发送流量，实际上是一种营销手段。但是要看到很多用户并不愿意经常收看段子。违背用户的意愿频繁发送各种段子，即使是好的段子，也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一种过度营销的不良的行为，应加以自律。

　　严格意义上的监管，重点在于“黄段子”。必须在法规上能对监管的具体内容、监管方式、监管主体等等，做出明确而又严谨的规定，保证执法机关能够有法可依。

　　依靠人还是依靠技术？

　　人民论坛记者：引导用户转发积极向上的段子，不转发不良的段子。是依靠技术手段还是依靠人的监管？

　　许光建：应该加大运营商在短信监管上的作用，设计更为先进的系统，界定、识别不同性质的段子，让短信运营商能够有权利及时对发送不良段子者进行技术上的处理；以管理电信运营商的政府部门牵头，加大对短信内容识别技术的研发，提高检测软件的技术含量，在提高判断速度的同时，降低检测的错误率，以此在电信运营商中普及段子检测技术。同时，要求运营商更加自律，不能以营利或营销为目的，自编短信发送给用户，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自己的收益。

　　乔新生：现在，为了阻止色情淫秽信息泛滥，有关部门开发了一系列软件，试图通过技术的手段遏制色情淫秽信息泛滥。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技术性的屏蔽措施是靠不住的。在现实生活中，思想表达的方式千变万化，试图依靠“关键词”来限制色情淫秽信息的传播，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规避政府有关部门采取的监管措施，一些信息的发布者已经巧妙地采用潜入方式，在有关色情淫秽信息之中夹杂着健康的内容，从而逃避系统过滤软件的监控。

　　当前我国信息监管方面存在较大改进空间。个别负有监管职责的官员不清楚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不了解社会公众的情绪所在，不重视多元化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不尊重部分群体提出的不同意见，他们居高临下，试图运用技术手段努力营造一个歌舞升平的社会，删除所谓的不良信息。这是一种极不科学的信息监管方式，它不仅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在社会上引起强大的反弹，从而动摇执政者的根基。

　　发挥人的监管作用，首先要培养一批政治可靠、专业精湛，充满人文关怀的监管队伍。政府的信息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必须深入群众，主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通过思想的交流，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那些借助于虚拟信息传播渠道获取暴利的企业或者个人，政府信息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应当积极搜集证据，按照法定的程序将他们绳之以法。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禁止公民发表不同意见，那么，不仅不能解决信息传播中的问题，而且会激起公众的反抗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仅借助于过滤软件实施监管，实际上是拱手出让信息传播阵地的举动。

　　中美短信差别背后的社会因素

　　作者：陶文昭

　　短信被称为手指文化，同样是用手，中国与美国何以在短信上存在这样的差别？何以中国人爱发短信，美国人爱打电话？手机作为消费品，人们自然首先从费用上加以解释。

　　中国的手机普及率很高，但中国的通信费用与收入之比也很高，相较而言，中国的短信资费便宜，并且有一些打包的优惠政策，使得花几十块钱就能几乎不限量地收发短信。资费政策的确影响使用的方式，短信在世界一些国家盛行，重要原因是发短信的成本要低于打电话。

　　例如在菲律宾，发一条短信的成本不足1美分，于是菲律宾的短信满天飞。欧洲国家面积小，用户到其他国度打电话须征收高额的漫游费，于是短信成了最经济的通信方法。相对而言，美国手机通话费便宜，如果算上各种优惠政策，每个月几十美元的费用就可以无限制地通话了。

　　短信是一种文化，仅仅从费用角度解释，肯定是不全面的，而且还遭遇到悖论：比如日本也是同美国一样的高收入国家，但为什么日本人却像中国人一样爱发短信呢？短信背后的文化背景很是重要。每逢佳节，中国、日本、韩国的人们，习惯更多地选择短信方式互致节日祝福。东亚的人们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更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字，他们使用短信的偏好与文化传统显然相关。汉语作为独特的表意符号系统，为短信的创作、传播与流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另外，中国人性格比较内向，同时喜欢一起凑热闹，手机短信在小圈子内间接含蓄地沟通，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相比较而言，美国人的爽朗直率个性，使得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接通电话。如果用发短信方式祝贺别人，似乎没有直接打电话的礼貌。如果用发短信表露情感，或是觉得太含蓄、不过瘾。

　　短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要结合社会政治加以解读。中国广为传播的短信中，除了幽默诙谐之外，无须讳言许多内容是半黄的和半灰的东西。黄的东西自不必解释，灰的东西主要是社会讽刺性的。这些东西历来不登大雅之堂，正规的主流传媒不仅不可能刊登它们，而且时常对之进行讨伐。但是，这些东西在社会上却有广泛存在的基础。

　　美国其实也有这种现象，只不过美国的表达出口不一样。拿政治讽刺而言，美国政客在百姓中形象不佳，口碑不好。大众传媒尤其是娱乐性质的脱口秀、人物漫画等，多是拿政治人物、社会名流寻开心，甚至开涮。每到晚间电视节目中，脱口秀最叫座的是政治调侃，美国大众也乐于从笑话中了解国内外大事。美国有线电视频道的《每日秀》以假新闻为题材，以模仿播报新闻的形式，挖苦政客，这成了年轻人必看的节目。美国的这些节目，将政治社会事件中具有讽刺性的一面毫不留情地抖露出来。灰色的东西已经在大众传媒不断炒作，用手机短信再传播这些，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