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夜难眠：枪声不断的晚上

　　撤侨是从14日开始的，按照自愿原则，撤回中国，或者撤往首都比什凯克。身为南方华商协会会长的杨彩平，实际上是这次撤侨行动中民间联络和组织最关键的人物。

　　6月10日晚8点多，骚乱发生时，杨彩平第一时间通知大使馆，然后再通知每个华商注意安全，不要上班，并通过当地人寻找中国人，第二天，把不安全的人接到红太阳市场。

　　在得到包机回国的确切消息后，南方华商协会在奥什州确定了三个聚集点，再派车从聚集点接到机场，其中北京宾馆是最重要的一个聚集点。无法赶到这三个聚集点的，杨彩平则亲自跟车去接。

　　奥什州的侨民们困在楼房里，分散而居，商会派车将他们一一接到北京宾馆，从第一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总共接了200多人，天黑之后不敢外出接人。

　　晚上8点到早晨8点是宵禁时间，车辆不通行，来不及转运到机场的侨民就要在北京宾馆和红太阳市场过夜。6月14日，南方华商协会等民间组织陆续向北京宾馆运送了200多名侨胞，当天还剩42人没来得及转移。15日又来了100多人，同样因为来不及转运晚上在宾馆过夜。

　　处于骚乱的中心位置，这100多位要临时安置的侨民让北京宾馆此次驻守的负责人赵德顺担惊受怕。外面还是枪声不断，到处在烧房子，宾馆的门窗都被障碍物堵上了，晚上没有人敢开灯。赵德顺两天两夜连续50个小时没敢合眼，“一旦受到攻击，宾馆四面都在打斗，想转移都没有余地”。

　　宾馆的食物和饮用水也无法满足侨民的需要。骚乱事发突然，又正值酷暑，宾馆客人、工作人员30多人，一两天的功夫就把宾馆储存的食品都吃完了。有的侨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跑到北京宾馆却喝不上一口水，宾馆的20桶饮用水很快就这样分完了，而自来水又担心骚乱双方会投毒不敢随意饮用。

　　眼皮底下就发生着打砸抢和举着刀枪棍斗殴的事件，拥入北京宾馆的500多中国的企业工人、商人和学生也都很紧张，“宾馆里乱哄哄的，很多人惊慌失措，想抓紧脱离这个环境”。

　　宾馆的本地保安也只剩一个了，驻守北京宾馆的负责人赵德顺打电话到奥什市政府和警局求援，也没有人接听电话。

　　6月14日，第一批回国的人员迟迟不能从北京宾馆到机场，于是在机场等待的一名大使馆秘书和一名武官开车去北京宾馆，结果在途中遭遇枪击，子弹打碎了车窗玻璃，划伤了他们的脸和手。

　　聚集到北京宾馆以后，怎样将侨民安全送到机场？成为此次撤侨行动最大的难题。

　　险境转运：装甲车冲锋枪护送

　　奥什机场距离市区中心地带的北京宾馆20多公里，骚乱后，这段半小时的路程被吉尔吉斯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分段占据，车辆受到骚乱双方盘查，枪战时有发生，对于中国侨民而言，这不亚于一条死亡之路。

　　身着防弹衣、戴着钢盔的外交官们在接侨途中遭遇了枪战之后，工作组组长、外交部领保中心主任何平立即向随行的吉方外交部官员提出交涉，中国驻吉使馆副武官刘洪随后也紧急电话联系吉边防军副司令，在中方强烈要求下，吉边防军终于同意派出一辆装甲车和两辆大型军用运输车将中国侨民护送至奥什机场。“对中国政府的应急工作组来说，这次撤侨行动的挑战在于如何安全运送侨民从奥什市区至机场。”外交部领保中心副主任赵海涵说。

　　因枪战受阻的首批车队这天下午再次由装甲车开道驶向北京宾馆，20多名吉方的防暴警察随车到宾馆广场护送100多位中国侨民上车。赵德顺看到，中国侨民刚进入宾馆前的广场，附近的几十个骚乱分子就打着口哨、拿着枪、刀、棍冲过来了，离侨民队伍最近的距离只有几米。防暴警察这时向他们鸣枪警告，闹事者才退了回去。赵德顺感觉他们是要过来抢劫。

　　当时赵海涵等身处的奥什机场“就像是我国春运期间一个乡镇的火车站，几千人拥在那个火车站里，只有一个小厕所，也没有地方可以吃饭买东西。”逃难的近1300位侨民，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局面会失控。“工作组中的公安干部起了很好的维持秩序作用，而新疆派出的干部，也在沟通协调上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工作组在奥什机场喝自己带的矿泉水、吃馕，“还幸运地找到一个小烧水壶可以泡方便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了4天4夜。他们还找了个小办公室，组长何平在沙发上、赵海涵在桌子上和衣而眠，有的工作组成员要么睡在候机大厅的地板上，要么在外面座椅上，或者草坪上铺个小毯子睡一会，睡两三个小时到了半夜又冻醒了。

　　而卡拉苏的华人到机场必须先到奥什，因为途经一个乌兹别克族的村庄，所以也存在危险，因此从卡拉苏出发时，同样是军车护送，前面一辆军车，上面有15人，前面是机枪，周围是冲锋枪，后面是地方有实力的人，包括杨彩平和奥什州移民局局长等人，中间是五辆装载华人华商的大巴，每辆车上都有两名军人拿着冲锋枪。

　　从6月14日到17日，北京宾馆陆续集中的500多位中国侨民分5批被装甲车和防暴警察开道的车队护送到机场，和卡拉苏转移来的600多侨民一起，共计1300人被9架南航的包机送回乌鲁木齐。

　　搭机回国的侨民身份复杂，有经商人员、少量中资企业员工和留学生，还有已经跟当地人通婚的长期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华人华侨，身份核查也就成为一个难点。

　　很多想撤离吉尔吉斯的侨民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个护照复印件，正本拿去申办吉尔吉斯斯坦的居留许可了。有的连护照复印件也没有，只有身份证复印件，甚至有的侨民什么证件也没有，这样在正常情况下要出关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联合工作小组希望吉方能在这些方面提供便利。

　　赵海涵还注意到，有些侨民是携带了万贯家财离开吉尔吉斯的，“其中有一位甚至随身携带了几十万美元的现金，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关的”。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与吉方沟通。在中国公民的困难和吉方的管理规定两头找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

　　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40分，148名侨民搭乘南航C Z2008，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机场踏上回家之路，五天五夜断水断粮之后的他们，在飞机上竟然吃到了热腾腾的粽子，而这架飞机也是九架撤侨包机当中的最后一架。电视画面中，侨民们打着“感谢祖国”的横幅，噙着泪水。

　　外交为民：撤侨行动背后的变革

　　外交学院副教授夏莉萍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此次撤侨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以包机的形式，集中接回受困求助中国公民人数最多的一次。其背后，是我国一系列领事保护机制的变革和机构改组的影子。

　　2006年，外交部成立领事保护处，当年便启动了所罗门、东帝汶、黎巴嫩、汤加4次撤侨行动，这一年也被领保处的工作人员开玩笑地称为“中国公民撤侨年”。赵海涵参与了这一年的东帝汶撤侨工作，两架包机一次就把243名侨民撤离回国。“东帝汶国家小，又有澳大利亚军警维持治安，危险系数没有吉尔吉斯这次撤侨行动大。”

　　2008年底，泰国反政府示威者封锁机场，导致3300多名中国游客无法回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会同民航局、旅游局努力协调，于4天内派出12架商业航班，接回所有中国游客。“那次我们的游客没有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滞留机场，且有旅行社的组织，和侨民不同。”

　　2007年，外交部领保处升格为领事保护中心，专门负责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合法权益的保护。而2005年年底，财政部还为外交部设立了“领事保护专项经费”，截至2007年底，中央财政共下拨专项经费预算2800万元。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夏莉萍观察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保护海外公民而设立的专门经费。

　　领保中心注重每一次撤侨行动中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协同作战，“三位一体”工作格局的形成。它体现在2004年年底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的创建，温州、广东、福建等一些省市区地方政府外办也开始设立“涉外安全处”等专门机构，驻外使领馆领事保护工作日益专业化。

　　2006年的所罗门撤侨行动中，广东省政府甚至启动了2005年建立的“广东省在境外人员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广东省在境外人员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预案”，协助外交部处理境外广东籍侨民的安全。

　　而外交部也开始初尝自2006年以来，一套领事保护应急机制逐渐建立起来的成果。媒体报道，2000年我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撤侨行动还要逐级请示，因为没有现在的应急机制。此外，以前的包机叫专机，运作起来比较麻烦，时间也较长。而现在在各部门联席会上就可以当即拍板租用商用飞机。

　　在此次撤侨行动中，民间侨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组织功能，领保中心表示，民间侨团参与应急机制的建设，将成为未来重点考虑的一个部分。在我国，华人华侨在外交上一向是比较敏感的群体，尤其在东南亚。因此我国实行的一直是在有条件的使领馆实现自愿登记，这样就导致很多侨民实际上都没有在使馆登记，而侨领和侨团因为与侨民的天然纽带，成为使馆联络侨民的“中间人”。

　　外交部资料显示，近年来，因探亲、旅游、求学、商务、移民等，我国公民出境人数大幅增长。2008年出境人数为4584万人，到2009年已增长到4765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我国公民和机构在海外主要面临两大类安全风险。其一是传统的安全风险，即非洲、南亚、中东地区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军事动荡、武装冲突和种族宗教矛盾危及我国在当地公民和企业的安全。另一类则为非传统类风险，包括一些针对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恐怖主义活动、索马里海盗等。从人群分布来看，前往局势动荡国家和地区的零散外出商务和劳务人士构成了比较高危的人群。

　　夏莉萍指出，在保护海外公民安全方面，中国正在汲取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2006年和2007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要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外交为民”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转变的最大特色。“而中国在领事保护上的所有制度化变革，也正是中国政府创新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