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阳人力”在下沙有个生活区，住着公司派遣的7000多名工人，生活配套设施齐全，有食堂、网吧、提款机、超市。据相关负责人周星驰介绍，每月发工资时，提款机前总是排着队，超市的生意也特别好，但大半个月后，就会出现工人在食堂只买份1.5元的蔬菜下饭甚至吃白米饭的现象，“二代农民工花钱缺少计划性”。

　　据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负责人凌海介绍，以下沙的制造业工人为例，其收入一般由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奖金构成，近几年的年增幅在10%左右，扣除社保等须缴费用后，到手的约1700-1800元。按下沙的普通消费标准，食宿便要占去一半，而对二代农民工而言，娱乐、物质享受性的消费是大头。

　　现在，汪树福已打定主意：等儿女生了小孩就带着孙辈回老家。他坦承，自己在杭州8年多，至今没有1位当地朋友，“本地人看不起我们打工的。”他说，公司有位男业务员，是本地人，工资比他低，但除了交代工作，从不主动跟他和其他农民工说话。更重要的是，杭州的房价令他一辈子不敢奢想安家，“按我们全家的收入，无论如何买不起。”虽然他很清楚，只要买套100万元以上的房子就能在杭州入户，即便失业也能像杭州人那样享受救济。

　　但是，他那能报出杭州市区每条马路路名的儿子汪少林根本没想过“回家”这个问题。上个月，因为不满工厂领导“看不起外地操作工”，也为了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他辞了职。虽然也会为下一份工作迷茫，但汪少林从未考虑过回老家，他甚至想过创业，“最高目标”是在杭州买房入户。

　　“老家比起下沙来就落后10年，更不用说杭州市区了。”谭芳芳称，2008年初，她曾在父母催促下短暂辞职回家3个月，经介绍进了一家肉联厂工作，只干了1天就辞职，“车间都是难闻的鸡肉味，工作环境没法和杭州比。”她也为回家恐惧——在老家，像她24岁的年龄，只能嫁人，然后带小孩，“可我根本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不过，由于原先LED芯片厂的工作太累，1天12个小时还要倒班，她也辞了职，正在下沙人力市场找工作。谭芳芳已经有了也在当地打工的男友，梦想是能和男友在杭州买房、安家。       

　　“如果进来的是年轻人，我说的第一句话会是‘8小时工作制’；年纪大的，就说‘薪酬可观’。”在杭州下沙人力资源市场，“腾飞职介”的小张告诉早报记者，这是她的“技巧”。目前虽是制造企业招工的小旺季，但人更难招，所以要注重方法。而根据经验，年轻人注重工作时限，不太愿从事太累的工作；年纪大的看重收入，只要收入高，再累也愿意。

　　新华社晒富士康员工工资单

　　加班136小时月薪2149.5元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据新华社电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过低的员工成本

　　Vs超时加班的劳动 

　　从流水线上取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最后重新放入流水线，忙的时候，一分钟至少要装7个——这是21岁的富士康员工鄢远江8小时工作的全部内容。 

　　不加班挣钱没有资本，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 

　　富士康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

　　——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 

　　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

　　——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在深圳一家日资电子企业打工的李燕说。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深圳富士康45万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融入城市的渴求

　　Vs被疏离的窘困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 

　　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在东莞一家日资企业打工的19岁农民工这样陈述她的感受，“城市想要的只是我们的劳动，并不是我们这个人。” 

　　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孙立平指出，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