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有关涨薪的话题持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早报今起将刊发“薪调查”系列报道，聚焦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生代工薪阶层的收入与生活，他们既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者，也将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基所在。

　　早报记者 仇锋平 发自杭州  

　　23岁的管星星准备打“退堂鼓”了，父母也同意他去学驾驶，好回老家陕西宝鸡开货车，这比在杭州当流水线工人“强”。

　　2008年到杭州打工前，管星星在老家中专毕业，学的是“模具与钳工”。两年多来，他一直在洗衣机厂做工，工厂效益不错，收入也稳定，但1500元月薪仅够花销，基本没有盈余。从今年开始，“回老家”的想法不断地冒出来，“这个行业，工资不可能大幅增加，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到30岁后才考虑这个问题吧？”

　　初夏的傍晚，太阳的余晖洒进位于下沙的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路398号——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生活区。刚下班的工人走进园区大门，擦肩而过的是较早下班，已换好便装准备外出的工人，站在门口等着“拼的”。

　　他们基本与同住该处的管星星一样，属“二代农民工”。与父辈相比，他们更向往城市的现代、繁华，但收入却高不过城市生活的门槛——正如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有宽阔的道路直通市区，却处在城市的边缘。

　　“并非企业不愿意增加工资，但以现有标准为基础，浙江很多微利企业给工人加100元月薪还能承受，要是加500元，很多就要倒闭。”昨天，浙江省劳动保障科研院院长陈诗达告诉早报记者，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之初，二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倍增，但相对收入却在减少。

　　一对父子：汪树福、汪少林

　　相对收入不如父辈当年

　　工资“月光”是常有的事

　　跟父辈不同，二代农民工属于发展、享受型，“父辈打工时要是没地方住，可能就在地上打铺盖，二代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8岁的江西上饶人汪树福感叹：8年了，儿子的工资已经是自己打工之初的几倍，可连养活自己都吃力。

　　2002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汪树福走出老家的山村，到杭州为承包室内装修工程的妹夫做木工，希望通过几年辛苦赚钱回家，把造房子欠的1万元还了。

　　汪家有5亩水田，每亩产稻谷约700斤，当年的谷价30元/担出头，全家务农年收入1000多元。汪树福19岁开始学木匠，农闲时给别人做家具、帮忙造房子，还能有1000多元。但凭3000元左右的年收入没法还债，何况还要负担子女每学期500多元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

　　最初，汪树福在杭州做木工的薪酬是25元/天。大半年后他不干了——活太少，前后只有近80天有活可干，只赚了近2000元，他那间约13平方米的小房子租金就要220元/月。为省钱，很多时候一餐只吃1元的拌面。

　　2003年春节后，汪树福通过职介中心找到现在的工作，给一家主营展览的广告公司做木匠，35元/天，没有合同，没有社保，更没有保底工资。最初公司业务不多，汪树福便在家装公司兼职做木匠，但活也不多，两份工加起来月收入才500多元，根本不够开销，第一个月便向妹妹借了100元，“我年纪大了，生活已经很节俭，但城市生活还是容不得存钱，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钱花哪儿了。”之后，公司业务拓展，他成了技术骨干，工资加到现在的120元/天，还有1800元保底工资，家人也陆续来杭州打工、团聚。但他表示，2008年前的6年，一家人还是没存下钱，只是还了1万元欠款。

　　2006年，儿子汪少林初中毕业后也来杭州打工，经过职校学习、车间学徒，2008年夏天在一家家用燃气表厂找到第一份工作。因为有电路等基础知识，很快由流水线上的焊接工转为质检员，月薪从800多元涨到1100元，每天还有7元餐贴，有合同、社保；第二年又被提拔为小组长，月薪涨到1500元；没多久又调整到2000元，餐贴提高到20元/天，“但至今也没存下钱。”

　　汪少林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到杭州便跟父母住在郊区，每月660元房租、数百元伙食费由父母负担，家里还有电脑，不用去网吧花钱。但除了工资向父母上缴一部分，月月还是没有剩的。若不跟父母同住，就会像同厂其他小伙一样——这些一线操作工月薪1500元，13平方米的房间每月租金、水电费约400元，每餐7元，还不时到小馆子聚餐，每次100-200元。出租房里除了床和柜子，一般连电视都没有，就靠上网聊天、网游度日，而网游一般要付费。如此下来，很多人每月还要家里接济。“按这样的消费，在杭州月薪只有达到2000元才行。”汪少林说。

　　“二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主流，他们工资‘月光’是常有的事情。”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人士说。这家公司是大型劳务派遣公司，有劳动力14万人，仅在其总部——位于下沙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便有4万人，其中七成是二代农民工。

　　多年研究浙江农民工现状的浙江省就业局办公室主任任建军表示，跟父辈不同，二代农民工属于发展、享受型，“父辈打工时要是没地方住，可能就在地上打铺盖，二代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几天，汪树福正在杭州市第二人力资源市场找兼职，想利用最近稍空的工期多赚点钱。他原计划买辆小三轮卖水果，因家里太挤、没地方停作罢。他感叹，在杭州打工最初几年没能存下钱，“不是不节省，城市生活开支实在太大。”他举例，自己现在日工资120元，是初到杭州时的4倍多，但生活成本也在涨：猪肉从3.5元/斤涨到8.5元/斤，最高时13元；蔬菜价格也涨了好几倍。10年前，一餐饭只要吃碗1元的拌面，现在每次买菜都要20-30元。

　　“目前二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远不如父辈打工之初。”浙江省劳动保障科研院院长陈诗达表示，国民收入的主体由居民、企业、政府组成，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这三部分的比例约为56∶18∶24，目前则为37∶30∶33，居民相对收入降低了19%，而国际一般水平是政府、企业所得之和不超过一半。同时，中国制造企业一线操作工的收入增幅又普遍低于GDP增幅、资本利润率增幅，“即便是杭州这样操作工薪酬较高的地区，近年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幅也低于GDP增速。”

　　统计显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规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一线工人的平均收入现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节仲裁司司长宋绢说。

　　一对朋友：黄春红、谭芳芳

　　生活向城里人看齐

　　月薪上涨反而入不敷出

　　在杭州几年后，生活也开始向城里人看齐，每月花200-300元买衣服，200-300元买化妆品；还不时与工友K歌，算上晚饭钱，一天开销肯定超过100元。

　　比起父辈，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希望融入城市。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近600家工厂，近200家的规模在千人以上，是当地制造企业聚集地。去年，光是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登记招聘的岗位数就有近17万个。2006年起，山东姑娘黄春红便在杭州一家工厂打工，从一线操作工被提拔为组长，但奇怪的是：4年间月薪从1400多元涨到2500元，但每月盈余却从最初的1000元趋向于零。

　　她表示，刚到杭州打工时周围都是陌生人，休息天基本不出门，每餐都在食堂，住宿又是单位安排，每月开支仅400-500元。两三年后有了朋友圈子，休息时常结伴而出，物质要求也明显提高：同样是食堂饭，每餐标准已经从3-4元提高到7-8元；买牛仔裤，最初只选40-50元的，现在一般在100元左右，“在城市生活，大家都这个标准，你就不愿穿得太差。”

　　23岁的谭芳芳也来自山东，也是2006年到下沙打工，至今已在几家不同企业的流水线间跳过槽，但说起存钱却有同样的感受。最初，她的月工资是1500-1600元，扣除房租、餐饮等开支能存600-700元，但去年月薪涨到2100元后反而存不下了。“关键是开销大了。”她说，在杭州几年后，生活也开始向往城里人看齐，每月花200-300元买衣服，200-300元买化妆品，还不时与工友K歌，AA制，算上晚饭钱，一天开销肯定超过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