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我是一个外乡人

　　萦绕于心间的归属困惑，驱动着厌倦了漂泊的心，然而，回家的路比想象的漫长得多

　　文/Amy(发自重庆)

　　我是属于那种生于70年代中期，90年代后期到北京发展的那拨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完整经历了在一线城市生活的紧张和压力。

　　相比之下，我还算幸运，解决了北京户口，也凭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房子车子。但有房有车不一定有家的感觉。我和老公都是南方人，经历了多年在外打拼的艰辛和孤独，我不希望我的儿子一个人在北方长大，远离亲人，将来他再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心里清楚，早晚，我们都会回到南方去。

　　漫长回家路

　　我出生在重庆，从北京到重庆，飞行时间只需要两个多小时。但对于离开家乡已经十多年的人而言，这次回归远不是两个多小时这么简单。

　　最初，对满大街好吃又便宜的美食感到幸福，看到小街边新鲜水灵的蔬菜水果，菜市场里鲜活的土鸡土鸭，就有一股高兴劲儿从心里冒出来。满眼的绿树，永不凋谢的鲜花，嘉陵江水，与旧朋老友的重聚，都是幸福的理由。

　　但是真正在这个城市重新开始生活，就如同开始一段婚姻，短暂的蜜月期过后，接踵而至的是无穷的矛盾和挣扎。

　　因为户口在北京，先生家也在外地，回到家乡的我反而需要办暂住证。如果买房买车需要贷款，还要找有本地户口的人担保。孩子的免疫登记册没有用了，医生拿出一个破烂的本子，上面写着流动儿童防疫登记，我豁然明白：在家乡，我已是一个外乡人。在北京没有体会到的移民感受，在家乡反而体会到了。

　　从北京回来，很多地方能感受到差距。开车上路，总能看到并线不打灯，强行并线等违反交规的行为，大多数司机驾驶习惯不好；路况很差，主城区的路面破损严重，一些路口的交通指示灯常年不亮；乘坐轻轨，很少有人主动排队，列车一来，等车的人一拥而上⋯⋯

　　我有一张包裹单，邮递员扔在物业那儿就跑了，在物业那儿放了两天，终于有人打电话通知我。我当时很忙，问他们能不能送过来。对方答复说，当天下午可以送过来。可第二天下午，我仍然没有收到包裹单。等我终于拿到这张包裹单时，发现上面既没留邮局电话，也没有地址。问物业，物业说不清楚，我只好上网查询，拨打了四个号码后，终于有人回答我：对，这个包裹是在我们这儿取。我问：你们邮局地址在哪儿，怎么走？对方支吾了半天答道：我也说不清楚，我又不是这儿的人！

　　类似的经验，让人疲惫。

　　尽管这个城市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和北京比较，低下的公共服务水平，脏乱差的环境，不够文明的人，仍然需要一点点去适应。

　　离开比留下更需要勇气

　　安顿了三个月后，我开始找工作。当年没有离开重庆的同学，大多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享受着公务员待遇，过着不错的小日子。而对于我们这些30多岁的回归一族，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显然没有我们的位置，只有在市场上寻求出路。

　　本以为凭着自己突出的业绩，过硬的业务水平，丰富的工作经验，找一个工作不难，而且可以驾轻就熟，工作得很轻松。但很快，现实就告诉我，这个想法行不通。就算你肯放下身段低就，对方也会怀疑你会不会安心工作，能不能留得下来。

　　我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3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应该选择一家有抱负的企业，真正做点事情。

　　一个多月后，通过猎头公司，我找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投身于电子商务。

　　回到重庆才发现，其实从一线城市回归二线的人很多，已经成了一个潮流。比如我的新单位，很多同事跟我一样是回归一族。

　　产品部经理刘明，35岁，曾经在广州、深圳工作多年，担任过总经理。几年前，他积累了一笔资金，在买房和创业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一年后，项目不成功，几十万打了水漂，而深圳房价却越飙越高，落地生根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想法。于是，刘明有了回乡发展的念头，但他还要考虑自己的事业，选择能给自己提供发展空间的城市，距老家只有两小时车程的重庆理所当然成了他的第一选择。

　　也是在这时，重庆的公司对他表示了兴趣。为人谨慎的刘明两次回到重庆和公司接触、面谈，还请朋友到公司暗访考察，经过一段时间考虑，最终，他正式回归了。

　　罗勇斌是公司市场部经理，曾经在北京一家全国知名的IT企业担任亚太区市场总监。他的老家距离重庆也仅几小时车程。罗勇斌回来前，耗费了近半年的时间调研考虑。除却亲情因素，他更看重事业发展的机会。在北京，电子商务发展得已经很成熟，而在重庆，电子商务才刚刚起步，“这是一个好生意”，他说。

　　可以说，公司里的很多回归一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亲情。此前也有不少外地精英加盟我们公司，但后来真正留下来的不多。能坚定地留下来的，都有故乡情结。

　　回归之后压力更大了

　　在公司里，回归一族担当了中高层管理的角色。多年在北上广打拼训练出来的职业素养，让我们这些回归派对内地的工作氛围有些水土不服。北京和上海都有高效工作的氛围，员工自我激励的能力很强。而在重庆，工作效率明显低了很多，大家上班聊天，下班准点，每天真正用于工作的时间不到四小时，热衷于打麻将。比较而言，员工的素质有待提高。曾经有一个已经工作四年的员工，竟然不懂抄送邮件这样简单的办公技能。

　　对于这样的团队，对中层管理者的要求其实更高。管理者要花很多时间研究如何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激励，还要亲自承担很多重要工作的策划和执行。

　　而更让回归一族担心的，是能否获得高层的尊重和信任。如果没有信任，自己的能力就无从施展。一旦和老板的磨合不顺利，自己就必须要考虑其他的出路。

　　刘明曾说：和在深圳相比，我感觉压力更大了。

　　包括我在内，在回归的第一年，回归族的压力达到一个峰值。一方面是他们在重新选择之后，必须对一段时间内可能的不稳定承担相应的风险，一方面是他们的配偶往往还在外地，一个人要应对安家、就业、照顾家人等诸多事务。

　　我们每天都忙得团团转，像刘明，下班回到家累得连电脑也不想再开，装修好了的房子一直没有时间去验收。罗勇斌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回重庆快一年了，他对重庆著名的地理标志解放碑、南滨路都不甚熟。在美女如云的重庆，还是单身的罗勇斌没时间逛街、谈恋爱。

　　回归之初的四个月内，我带着一岁半的儿子搬了四次家，换了四个保姆，独自完成了房子的装修，重新开始工作。半年多时间，没一天休息。即使到超市采购生活用品，也只能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累了，会默默哭一场，该做的事情还是一样也不能落下。

　　但也许经过最初的“磨合”，一切都会好起来。在外多年的经历，改变了我们的观念、个性、眼界。和当年的自己相比，今天的自己有着开阔的眼界，成熟的心态，优秀的职业素养和坚定的理念。而这些，是正在发展中的这些二线城市需要的。

　　以前一个在深圳从事IT的朋友，在一年前选择回重庆创业，开办的服装企业如今已经风生水起。

　　回归一族，如果利用得当，一定会是二线城市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

　　变化了的人，能不能融入变化了的城，实现双赢？也许答案就是：坚持、奋斗。只有在家乡找到足够的事业空间，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给家人满意的生活氛围，回归一族才能在亲情与事业双赢之间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追寻生命中的8848，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文中人物为化名)               ★

　　“被需要”的移居者

　　自我的需求，“二线”城市的崛起，让筑梦“二线”成为一种必然

　　本刊记者/张蕾

　　进入2010年，全国楼市“涨”声愈烈。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超大城市里，原本就买不起房或还债还得辛苦的人们，掀起一波“回乡”的热议。

　　《中国新闻周刊》联合腾讯网所做的网络民调显示，房价高企在人们对大城市产生厌倦的因素中，居高不下。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连同房价在内的高昂生活成本，作为主导因素，持续浇灭着外来青年们在一线城市奋斗终身的梦想。

　　“北上广”难觅幸福，去“二线”筑梦就会成为某种必然。

　　人生的战略转移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坚决反对劝说“蚁族”撤离大城市的说辞，他认为，落后的经济结构促使我们的城市对白领的需求并不旺盛。但如果“北上广”这样的城市都容纳不下白领了，哪里还需要？所以，“蚁族”的坚守是经过权衡之后的较优选择，毕竟这里还有就业的机会和上升的可能性。

　　但这种选择规律并不适合有经验的白领，因为有之前工作的基础，他们退回二线城市的生活并不艰难，相反有可能受到重用，获得更大的提升空间。与其在一线城市忍耐房价挤压、环境不堪和事业上升瓶颈，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彭光芒撰文指出，“精英撤离大城市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下的都市生活有悖于知识精英内心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人们创造了都市，但反过来却被空气的浑浊、噪音的烦扰、交通的拥堵、物价的昂贵、信息的泛滥、人际关系的隔膜、生存竞争的残酷所累，内心焦虑、无力、无助。

　　“这样的生活与知识精英的内心理想相去甚远，与理想的价值追求相互抵牾，他们不仅感到身心疲惫，而且感到缺乏尊严和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对当下生活的意义提出怀疑。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则不得不选择逃离。相比大都市的喧嚣浮华，中小城市则宁静得多。”

　　类似的认知在发达国家也有过。美国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M。约翰森研究发现，2000至2005年间，美国有160万人从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已经厌倦了时尚潮流和物质虚荣，家庭生活的乐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价值。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也认同，“退居二线”不是“败逃”，称之为“战略转移”更准确，是理性的选择。无论是从白领个体还是从国家人才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转移都是符合国家政策和个人需要的，值得肯定。

　　二线的人才渴求

　　“大城市人才济济，所以他们不把人才当一回事，但二三线城市确实当回事，能赋予实实在在的任务，放在关键岗位上，给好多优惠政策。” 夏学銮举例说明二线城市对退居精英的渴求：“像杭州，招纳天下贤才，比如拿出十万做安家费，创业基金名目繁多；而且杭州这样的城市也很宜居。还比如大连。大连沙河口区每年有300万的创业扶植基金，立项之后就可以得到8万的创业基金，无偿给你的，人才回去以后又有技术又有项目又有资金，大有用武之地。”

　　像杭州、大连这样的省会或副省级城市，通常是精英们筑梦“二线”的落脚点。这里虽不及北上广的根基雄厚，资源丰富，但这里的发展潜力和势头则让有冒险精神的人产生开拓的欲望，这里也能提供接近大城市或者至少远远优于小城市的发展平台。

　　根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发布的统计数字，2009年年底各区域企业招聘需求，非一线城市颇有亮眼之处。例如，在长三角经济圈内，“杭州、宁波的企业职位需求节节攀高，尤其是杭州，民企的招聘需求几乎占到半壁江山，而杭州的大型民企和有实力的民企成为招聘主力，各院校、医院等的招聘需求也逐年趋稳”。又如，“天津市也在环渤海湾经济的刺激带动下，2009年的招聘需求有显著提升，全年发布职位数均有良好攀升表现”。此外，昆明、郑州、福州、重庆、成都、西安、济南、大连、沈阳等地，较之2008年在招聘职位方面都是增长的状态。

　　在一线挤压、二线渴求的双重作用下，就不难理解，2009年年中的“个人跳槽意愿”调查中，选择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为24%；到年末，愿意选择去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上升为31%。

　　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彭光芒认为，这些离开大都市的人会带走都市文化的印记，将把强势文化的印记传播到文化相对弱势的地方去，为这些中小城市带去一些新的气息。

　　夏学銮认为，这些移居者的行为，会使迁入地“为之一振”：“不要说他们带去先进的东西，就是新分子的加入就会改变组织生态，新的关系的介入会改变原来的消费结构、人际关系。况且，他们又是高知的白领，带去一些大城市的先进发展理念和先进的技术，会促进当地的发展，对当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疏通社会经络

　　新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跟户籍制度的变革以及市场经济的放开息息相关。

　　节点出现在1992年。此前，受户籍限制和计划经济调配需要，人口流动较少波澜，整体的城市化进程缓慢。1992年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在中国土地上涌动起来，基本的走向是农村流入城市，小城市流入大城市。

　　社会人员的流动对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

　　然而，相比发达国家较为缓慢的城市化进程，我们的急行军遭遇了众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人才在大城市过于集中甚至出现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则陷入少人可用的困局，为地区发展加速的能人就更少了。

　　地区间的差异必须存在，但差距过分拉大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整体退步，人们的生存质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中提到，发达地区的人才、技术、资金向落后地区转移是现代化大趋势之一。

　　“现在白领就是适应社会发展大趋势的要求自动地选择退却或转移，虽然有点晚，但对缓解大城市人才拥挤没有用武之地有明显作用，对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明显的作用。”夏学銮说。

　　良性的迁移能起到疏通社会经络的作用，但如果有经验的白领走得太多，“对(迁出城市)产业的质量是有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说。

　　不过，从目前的情形判断，“大规模的转移，在中国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大家都觉得很动摇的时候房地产就崩了。”张鸣说。

　　夏学銮也认为，目前退居的现象不太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相互流动或者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还是一个主要趋势，但出现的回流这一社会现象，的确值得注意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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