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深度一体化”如何对接

　　内地隐形“虚拟经济中心”的定位转向，为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深度一体化”开辟出了资本的通道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庆源 刘大江 彭勇

　　外界过去对于深圳的关注常常由制造业而起，而附着之上的，包括证券、期货、期权、金融衍生产品及其服务在内的“虚拟经济”被认为只是未来的方向。

　　伦敦金融城2009年9月公布的第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则显示，全球金融中心中香港位居第三，深圳则超越内地其他城市，名列第五。“虚拟经济”在深圳的迅速成长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虚拟经济”初具规模

　　深圳市政府金融办的数据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深圳多数重要产业增速减缓，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却逆势持续增长。2009年1至6月，全年金融业总资产达3.3万亿元，同比增长36.9%。

　　截至2009年，深圳已有17家证券公司，居全国首位；有16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总规模占全国比重35%，基金资产净值7975.5亿元；包括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在内的一批巨型金融企业也开始在深圳涌现。

　　此外，由于创新能力较强，市场化运作机制较为完善，截至2008年底，深圳的私募股权基金已达300多家，私募证券基金达3800多家，本土私募股权基金和私募证券基金的管理规模分别达到3200亿元和6000亿元，约占全国市场规模的35%和50%。另外，深圳本地还拥有16家小额贷款公司和200多家担保公司。

　　同时，临近香港的区位优势，使得深圳“虚拟经济”从起步之初就具备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优势。目前，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外资银行在深圳设立了74家营业性机构和5家代表处。外资银行数量已占深圳银行总数的30%。

　　深圳市政府金融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深圳的货币市场2009年成交20多万亿元，货币交易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此外，深圳一年的人民币净投放量在1400亿到1500亿元之间，约占全国的40%－50%。“全国有近一半的现金投放在深圳，可见这里‘虚拟经济’的活跃程度。”

　　共建全球金融中心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专家们认为，由于金融业已逐渐成为深圳和香港共同的支柱产业，“深港”合作关系正在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合作升级到“虚拟经济”合作层面。因此，在全球金融面临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应从国家层面支持港深共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将深圳打造成内地的“虚拟经济之都”。

　　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中国要着眼于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低附加值的制造部门逐步向高附加值制造部门和生产服务部门转型。

　　“然而，中国传统资本市场还有很多不适应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方面，比如融资渠道主要靠政府分配，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还不相适应，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虚拟经济规模很小，发展模式也比较落后，处于‘补课’阶段。在这方面应该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试验、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国世平指出，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香港与内地金融体系的接通最好是以“点对点”的方式，在风险可控制的情况下实施，而最合理的一个点就是深圳。

　　“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打通港深之间金融合作和资本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是中国构建世界金融极的最理想路径。”国世平说，“比如，通过建立港深之间的跨境资金流动通道，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以两地证券交易所合作为核心，推动两地资本市场融合；利用河套地区开发的重要平台，建设‘港深金融城’”。

　　“港深自由贸易区”

　　与共建全球金融中心相匹配，相关专家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建议，香港和深圳可探讨建立一个共管的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港深一体化的试点，同时成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政策的综合实验区，进行一系列更加开放的政策性实验和探索。

　　时至今日，香港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金融海啸的阴影，特别是金融和出口两大关键行业所受冲击严重。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呙中校认为，真正困境远不在此，结构性问题才是香港经济的致命伤。

　　呙中校说，作为支柱产业而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绑架”香港经济，极大削弱因低税和自由港而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导致香港经济转型困难。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认为，香港制造业转移后出现产业空心化，导致产业升级受阻和财政困难等危机和隐患。其中，普通劳动力就业问题更为突出。

　　一水相隔的深圳面临着几乎同样的难题：产业升级艰难，土地、水、能源、环境承载力大幅下降……

　　区域经济学者金心异说，港深这对“难兄难弟”的出路在于合作，而除了共同打造“全球金融中心”外，还应该探讨建立国家级的自由贸易区。

　　深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认为，把“港深共建国际都会”具体为创建“创新型自由贸易区”是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政策的深化和进一步具体化，有三个层面的战略意义：一是扩大珠三角内需，带动华南、泛珠三角经济发展；二是在环南中国海地区形成商业中心，有利于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南中国海的繁荣稳定；三是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巩固两地的金融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张国良认为，“创新型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可从4个方面定位：金融创新试验区、区域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区域产业链管理基地。

　　其中，金融创新试验区功能是重中之重。张国良说，港深金融合作是中国构建世界性金融极的现实途径。港深两地制度不同，要进行金融合作不仅受到制度上的限制，而且还事关国家金融改革的整体部署和金融安全，所以有必要通过自由贸易区来先试先行。

　　“自由贸易区”可进行的金融试验包括：倚仗人员、资金、外汇自由流动的有利条件，使自贸区成为港深“资金自由行”的桥头堡和试验场。在自贸区内，内地居民可方便地投资香港股票、期货和各类基金，香港居民也可通过便捷手续投资内地A股证券和期货交易等。港深两地还可通过自贸区展开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的深入合作，努力拓建国际能源期货交易市场。自贸区可以作为央行及各大银行的南方总部基地，同时吸引香港及海外的银行来设立分行，形成金融聚集的优势，等等。

　　“创新型自由贸易区”应体现“深圳所有、深港共管”特点。张国良认为，在具体管理方式上，港深应共同设立一个高层协调机制；同时，港深要共同组建半官方性质的自贸区管理委员会，代表政府对自贸区开发和管理进行灵活的统筹负责。

　　“港深自由贸易区”可实现路径多样。目前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在深圳前、后海区域重新规划建设；二是由深圳原有保税区进行转型。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认为，不管哪种意见，都是可行的途径，“中国是贸易大国，而自由贸易区却很少，很有必要通过设立深港自由贸易区来先行先试”。

　　突破体制障碍

　　但如不能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港深共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区”只能停留在天马行空的想象阶段。

　　张国良呼吁，深圳和国家有关方面，应解放思想，利用香港的优势。“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经验和人才也是国家的财富。而深圳要发展成为国际化城市和创新城市，需要有国际眼光，需要制度创新。为此，深圳应该大胆引进香港成功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和人才，参与港深合作项目的管理。”

　　港深共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涉及国家层面的法律和关税等问题，在这个自由贸易区内实现人员、资金、货物的自由流动，都有赖于中央政府在国家政策及立法层面给予支持。张国良建议，就目前来讲，国家应专门立法，对双方深度合作的体制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指引，消除港深金融和服务法律差异，最终实现粤港澳三地金融和服务业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全面融合。

　　具体到“自由贸易区”，张国良认为应该尽可能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港式制度及营运方式进行管理，拥有香港的企业经营自由、货物流动自由、人员进出自由、外汇自由等特点和优势，真正成为“港深对接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