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怎样和媒体“躲猫猫”

　　作为通晓公关手段的政客，奥巴马总是既能躲开媒体的明枪暗箭，又能借助媒体宣传自己的主张 在美国，最能体现官员与媒体关系的是总统与新闻界的互动。没有一个总统是打心眼里喜欢媒体的，因为媒体总是在挑刺，还不时给总统一点难堪。而且，通常的规律是新总统上任之初，往往有一段蜜月期。但时间一长，双方就开始发生摩擦，看不顺眼。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晴川发自北京

　　总的说来，在竞选总统期间和上任之初，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一直是媒体的宠儿。在对待媒体时，奥巴马颇有肯尼迪遗风，待人接物是他的长项。但他也终究逃不脱总统与媒体关系发展的既定轨迹。执政一年，主流媒体纷纷开始挑起他的毛病来。

　　不过，奥巴马毕竟是个通晓公关手段的政客，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既能躲开媒体的明枪暗箭，又能借助媒体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

　　跟白宫记者“躲猫猫”

　　媒体在美国被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但真正掌握这个权力的是一个特殊的记者群体——常驻白宫记者。

　　这些记者天天跟着总统跑，出访时还能坐总统专机，被戏称为“白宫新闻兵团”。他们大多是各主流媒体大牌记者，资格老，脸皮厚，胆子也大，而且有种种“特权”。如有一位叫海伦的老太太，数十年如一日地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每次都坐在前排的一个固定位置，一有机会就提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倘若发言人或总统本人对她有所微词，她只凭一句：“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就一准能将对方噎回去。

　　既然得罪不起，奥巴马就选择了避其锋芒。比如，从去年7月开始，他就一直没有在白宫开过新闻发布会。而这种发布会，一直是白宫常驻记者们向总统“发难”的最佳平台。奥巴马偏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让白宫记者们等了整整七个多月，直到今年2月才又开了一次发布会。根据记载，这是近十年来美国总统两次新闻发布会之间最长的间隔。

　　回答提问时偷换话题

　　更令白宫老记们气愤的是，奥巴马在这次久违的新闻发布会上还使用了一个“阴招”，限制他们的表现机会。按常理，总统会在发布会上先来一段开场白，但时间不会很长，也就几分钟。但奥巴马的开场白却通常要占十分多钟，这摆明就是在挤压媒体的提问时间。

　　在美国，总统新闻发布会的时间通常是一个小时。这样一来，媒体记者的提问时间只有五十分钟。不仅如此，奥巴马每次回答问题的时间也很长，而且常常偷换话题讲自己想说的东西。这样媒体提问的机会就更少了。以往，每次总统新闻发布会都会有十二三个记者提问。但奥巴马的这次发布会，只有六七个记者有机会提问。

　　看批评来信警醒自己

　　尽管奥巴马这样做有些“损”，主流媒体却不能指责他“有意脱离舆论监督”。与召开新闻发布会相比，他更喜欢接受独家专访。因为这样更能系统地阐明他的理念和主张。据《纽约时报》统计，他在上任第一年共接受了161次独家专访，远高于两位前任克林顿（53次）和小布什（60次）的同期水平。

　　同时，奥巴马还喜欢采用网络等新手段了解民情，比如在视频网站YouTube接受网民提问。此外，他还喜欢“深入基层”，到大学和社区召开座谈会，现场互动。

　　在白宫每天收到的4万多封邮件中，有一半说奥巴马是“傻瓜”。但奥巴马在今年3月10日却半开玩笑地说，他的手下并没有为他挡住来信者的不满，工作人员会挑选10封有代表性的信件供他在晚上回到官邸后阅读。奥巴马时常提及白宫每天收到的大量信件，并称，那些挑来供他阅读的信件帮助他刺破了总统的“泡沫”，并与美国百姓建立了联系。

　　一位白宫发言人说，总统和民众直接建立联系，是因为奥巴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人民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让他知道人民在想什么”。如果只和华盛顿的主流媒体打交道，就像生活在一个“玻璃罩”里一样。

　　国外官员为何很少当众动怒 在西方，当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从事公共事务”。既然做的是公共事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公众人物。这意味着，官员和演艺明星一样，既然选择做这一行，就要和代表公众意见的媒体打交道，时刻接受大众和传媒的审视和监督。

　　在国外，官员当众动怒甚至动粗，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对手所利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晴川发自北京

　　当然，外国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也并不总是很愉快。

　　美欧官员动怒方式迥异

　　最近一个极端的例子，当属贝卢斯科尼与记者的“交手”。

　　3月10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罗马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记者卡洛马尼奥打断他的讲话，问及事先没有安排的涉及政府官员腐败案的问题。贝卢斯科尼大为恼火，大骂卡洛马尼奥不知羞耻，是流氓，并下令将他赶出会场。意大利国防部长伊尼亚齐奥·拉鲁萨随即抓住这名记者的上衣，将其拎出会场。

　　两天后，类似的一幕在伦敦上演。在唐宁街与布朗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两度被问及有关其与妻子布鲁尼婚姻的问题。他显然被激怒了。先是呵斥一名法国记者：“如果你认为一位法国总统有时间对这种荒谬可笑的谣言作出反应，我不知道你认为他每天都会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然后拒绝问答英国记者的提问。

　　面对媒体，美国有些总统“发怒”则是另一种表现。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在入主白宫前，一度是新闻自由的积极倡导者。他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就无法守卫我们的自由；如果面临失去它的危险，我们的自由将会受到限制。”然而说归说，在他真的当上总统、与媒体长期过招后，杰弗逊也尝到了他原先推崇的“新闻自由”的滋味。离任之际，他酸酸地扔下一句：“舆论所说的真理，原来仅是以报纸上写的为依据。”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内也饱受媒体批评，但他倒是想得通。他有一次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有时候你们不喜欢我做出的决定，有时候我也不喜欢你们对我的决定的描述方式。但无论如何，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国家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女议员骂人下场悲惨

　　不是每个人都像布什那么幸运，比如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前众议员麦金尼，就曾“因言获罪”。

　　2007年，麦金尼尚在议员任内时，曾与国会看门的一个警卫发生肢体冲突。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她为这件事到众议院作解释时，她的私人保镖又和一名记者发生了冲突。

　　原来，正当麦金尼走上国会的台阶时，来自亚特兰大的记者斯科特紧跟其后，连连追问有关这次事件的进展。本来在这种敏感时期，麦金尼对媒体应格外谨慎，但不想她的保镖却对斯科特粗口相向，甚至推推搡搡，威胁要把斯科特“送进监狱”。斯科特只是一个小电视台的记者，本来他的报道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然而，麦金尼的保镖这一推，却引起美国大媒体的关注。本来就看麦金尼不顺眼的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台更是大作文章，说成是“女议员保镖打记者”，把事情越炒越大。

　　在2008年的中期选举中，麦金尼这个连任了6届的资深众议员最终因为一连串的是非丢掉了议席。

　　微笑面对媒体才是上策

　　当然，类似麦金尼事件在美国只是少数。美国官员大多不怕面对媒体，对付媒体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本报记者在美国工作时，曾采访许多不同级别的官员，上至部长，下至小镇里的官员。不过，尽管级别悬殊，这些官员面对媒体均胸有成竹。一个学区里管理残疾儿童事务的“芝麻官”，也能把美国的残疾教育体系讲得头头是道。再深究下去，可能与美国教育方式有关系。美国从小开始就鼓励学生的表达能力，美国的孩子面对镜头很少害羞和怯场。

　　总的说来，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美国官员形成了一套与媒体打交道的“潜规则”。比如总是面带微笑，对于可能引起难堪的问题设法回避，不会轻易动怒。因为，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官员当众动怒甚至动粗，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对手利用。正所谓，媒体骂官员不是新闻，而官员骂媒体，很快就能成为引人瞩目的热门话题。

　　从另一方面而言，在官员与媒体的互动中，媒体也要有些自律精神。媒体应是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一道桥梁，而不能动则以民意代表或仲裁者自居，或者倚仗手中的“话语权”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公众。根据美国最近的一项调查，四成民众不相信媒体。《华盛顿邮报》也承认，奥巴马有意避开华盛顿新闻圈也是因为“公众越来越鄙视所谓主流媒体”。

　　中国官员“学会对话”，需要时间

　　【作者】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而是在观念上，主要表现为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我给我们的官员整体应对媒体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及格线附近。因为从总体上看，众多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

　　我曾经对一些官员进行过公关培训，当时一提到媒体，他们都流露出较为厌恶的表情。当然，我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如何与媒体相处的训练，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他们面对媒体来表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起来我们国家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增强信息透明度，但现状仍然是“说，负责任；不说，不负责任”这样一种不对称的责任体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素质所及，还是制度要求所限，对中国官员而言，“不发言”、“少发言”可能会更合适。此外，他们正处于一个公民意识日渐增强、媒体舆论日渐活跃的社会环境中，在重压之下，他们更不愿意和媒体、公众加深信息分享了。

　　目前，网络上传播着一些所谓“雷人”的官员语录，其实它们正是某些官员不适应现阶段信息共享程度的一种表现，而这些语录，也不能代表官员的整体面貌和状态。

　　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看，中国官员们还是在试图改变自己，增强自己应对媒体能力的。比如，各级政府现在很重视培训工作，很重视网络舆情，还很在意能在媒体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得更鲜明一些，把自己的观点表现得更委婉一些。

　　在山东省某些县市，县委书记和政府宣传部对网络媒体的开放程度正在做一些制度性的尝试。例如用网络让老百姓做一些评选工作，挑选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官员讲话。这些尝试，多多少少开始让中国官员面对和接受社会的改变，逐渐熟悉在一个改变的环境中执政和管理。总体上看，中央官员适应环境的能力要略强于地方官员，因为无论从眼界、视野，还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方面，都存在差异。

　　而与国外官员相比，我认为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后者可以通过浅层次的培训获得。差距主要在观念方面，我们的官员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随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动地运用传播规律、传播技能来与媒体互动呢？只怕这时就会有警戒的声音响起：言多必失。

　　但现在，“少说话”“不说话”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了。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做的舆情监测中，有一点比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而觉醒速度要快于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升和改变的状态。所以，基层官民的对立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

　　我主张要让中国官员都“学会对话”，除了体制改革，还要有培训的辅助。但与媒体期待相比，改变现状的速度会有一个差异问题。不过，随着今后年轻干部走上岗位，速度问题可能会得到改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制度的改革和转变至少需要5年、10年时间。所以，中国官员的能力要想符合媒体期待，没有5年、10年也很难做到。因此，我认为社会需要有耐心，而我们的官员要有紧迫感，行政体制的改革需要有紧迫感。可能现在的差距大家还能接受，但若等到价值观完全冲突时，社会危机便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冲撞出来，那就为时晚矣。（邓媛/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