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易富贤认为：“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他的理由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

　　而民间学者何亚福更多的把视线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上，其认为到了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2.28亿人。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

　　早在“十一五规划”时，人口学界也曾出现过此种“异动”：民间学者纷纷发言，建议调整人口政策。“抢十一五的时候，他们赢了，我们输了，现在是抢十二五的时候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口中的“他们”即是计生委。2004年“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战略人口发展研究，这项300余专家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直接导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 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与保守派学者的转向不同。即使到三十年这一节点，计生委仍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计生委官员，对方亦婉拒了采访。

　　二胎政策，放还是不放

　　人口学者顾宝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而国务院参事马力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

　　“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中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我们已经为这个政策的放开努力了十年。”

　　“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 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 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 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易 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富贤认为，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 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易富贤还认为，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 会出现。

　　而田雪原认为，过去的三十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 ”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 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而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 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 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所言，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计生元老”们引爆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呼吁人口政策调整的浪潮面前，侯东民显得势单力薄。侯东民认为：“不同于外界猜测，其实现在人口学界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像最近，田雪原、蔡昉都出来说话了。”

　　但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 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 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 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 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 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关于计生委在人口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侯东民认为，计生委只是一个国家执行机关，像这样的政府部门其本身是不可能表态，只能坚持和稳定现有的政策。计 生委的“专家委员会”有建议权，但是这涉及到政策，“政策稳定非常重要，怕下面搞乱了，所以不会公开讨论人口政策，所以我们只能从学术上探讨。”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侯东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的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探索二胎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自从讨论人口政策之日，民间学者便与计生委针尖对麦芒。体制内外的两种声音很少取得过一致。从十一五规划闹到十二五规划，两者之间的纷纷扰扰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全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伴随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大众对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 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 ”“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 ”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而上海市尝试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人口政策的微调。

　　“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而调查显示，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员，生二胎的意愿最高。

　　而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本报记者张华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