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民工王宏勇：再撑五六年，我就回家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1月30日，王宏勇与妻子就从东莞匆匆忙忙回了湖南邵阳老家，2月6日，除夕前一星期，夫妻俩又回到了东莞。

　　这将是他们在东莞的第四个春节。

　　此次回家与提前返回均出于迫不得已。1月初，王宏勇一岁的儿子生病住院，加之爷爷去世，夫妻俩必须回去。回去后，付儿子的住院费与爷爷的殡葬费，王宏勇一下花去了近5000元。小两口一合计，口袋里的余钱除去返程车票，只剩下400元。

　　决定节前离家时，看母亲一脸的忧伤，王宏勇解释，“过年没钱，让妈你脸上无光。”

　　2009年，是王宏勇经济状况呈现负数的元年，这缘于今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妻子年初住院、儿子年尾住院，加之妻子辞工两年回家生产、带孩子，本就微薄的积蓄一下被掏空了，另还向亲戚借了几千元钱。

　　来东莞六年，王宏勇做了六年的仓库管理员，工资从起初的1200元缓慢爬升至眼下的1600元；虽然每次都会与用工单位签劳动合同，王宏勇却从来没被通知办过社保。

　　显然，这种极其脆弱的处境，经受不住半点的意外与打击。2009年，危险的端倪已在王宏勇夫妻身上显现。

　　不过，这两年王宏勇的运气不算糟糕得一塌糊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冬”江水“寒”鸭先知，王宏勇周围的工厂像积木般一座座倒去，不少工友或老乡失去工作。

　　不过，他们不会轻易地“失业”，根据最新劳动法规定，一旦工厂辞退员工，必须予以经济赔偿，工厂的常规做法是，让他们放无薪假。2008年，王宏勇的许多老乡就这样“被放假”回了家。

　　仓库管理员虽然是份技术含量不高的普通工种，但考验人的经验与工作态度，踏实肯干的王宏勇每次不难博得对方的信任。

　　2009年下半年，王宏勇跳到一家制造五金塑料的工厂，产品出口日本、欧美等国家。在新工厂里，他注意到了彼时困惑整个东莞制造业的现象——“民工荒”与“找工难”并存；订单回暖，普工收入不涨反跌。

　　2009年，工厂老板不但不再给工人“放假”，还嘱托王宏勇与其他员工帮忙介绍信得过且有经验的老乡来厂工作；但另一方面，许多刚刚离家赴东莞的年轻新手想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却并不容易。

　　这是典型的结构性民工荒，即普通工人不乏回流，但技工与熟练工人亟缺。“找工难”难在普工及新手难以找到和以前同等待遇的工作。因此，2009年工厂订单增加、效益好转时，普通工人并没有大多的谈判能力。

　　此外，尽管经济开始复苏，但东莞2009年GDP增幅约为6%，是过去30年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年。这些纷杂原因及数据所呈现出的表象，让王宏勇很纠结。从新闻中，王宏勇不断看到同一条信息，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中国2009年的GDP成功保八，中央财政收入超过GDP的涨幅。

　　王宏勇沮丧地发现，这些喜人的成绩，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临近春节，王宏勇所管理的仓库每日以几十万件货物的容量进出，他每天都要加班三个小时，周六则必定加班。尽管比2008年明显忙碌许多，王宏勇与工友们得到的工资与加班费并无增加。

　　不过，2月10日，除夕前三天，王宏勇还是拿到了老板特别奖励的年终奖，每人300块。这已让他惊喜，此前五年，他从来没拿过年终奖。

　　和过去三年一样，王宏勇不打算在出租屋里贴副对联什么的，沾点年味，他们的房里，甚至没有电视机。

　　“什么都没有的好，让自己就像平时一样过，心里倒反好受些。”王宏勇说，离家时，一岁的儿子抱住他的裤腿，说什么也不放手，母亲幽幽地说，一年后再回来，他又不认识你们了。

　　王宏勇与妻子都生于1982年，作为“80后”的一员，他们身上并无“张扬”“自我”等熟悉的标签。他们只是在重复着父辈们年轻时的生活理想：再奋斗五六年，赚够了钱，回家盖新房、培养儿子长大成人，再帮儿子盖新房讨媳妇。

　　不过，在除夕将至时，王宏勇还是做了一个很“80后”的举动，他在妻子的脖子上虚划了一圈，说，这条项链送给你，做新年礼物。

　　金融风暴下的海归：在中国与美国之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当地时间2月7日，从旧金山市出发，几乎横穿整个美国，29岁的陈雪抵达亚特兰大。夜晚街头的一顿粤式烧腊饭并不能减轻她的思乡情绪。“春节近了，离家却更加远。”

　　这个广东姑娘没有过多的闲情来倾泻她的乡愁。“明天有一场5个小时的面试在等着我，我需要一份工作。”陈雪说。

　　亚特兰大仍努力保持着昔日的繁荣。金融风暴不断挫伤着这里人们的幸福感，包括陈雪，2009年10月，她和失业的丈夫离开破产的加州到中国淘金，但仅仅4个月后，由于坚信“美国经济复苏”的神话，她独自返回这里。“看来我错了。”回到酒店与上海的美国丈夫Bil通电话时，陈雪承认了当初的倔强，“我应该和你们在一起。”Bil沉默了一下，转移话题：“这里很热闹，春节快到了。”

　　当然，热闹的不只是上海，例如陈雪的老家广东开平，这个位于珠三角西南的沿海小城，此时正弥漫着喜庆的气息。陈雪母亲李碧君搬回的一盆年桔和水仙把家里装点得春意盎然。这原本是个平凡的三口之家，父亲陈立升还吹得一手漂亮的小号。

　　现在，这个欢快的小号手却变成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害怕声音和强光。幸好积极的治疗和临近的春节正在缓解他的病情，他尝试着微笑，并小心翼翼地畅想未来。妻子一边鼓励他，一边在年桔的枝丫上系上象征富贵吉祥的红包封。“他这是想女儿想的。”李碧君解释丈夫的病情，“这样的春节我们已经过了6年了，将来还要过下去。”

　　李碧君的遗憾不是惟一的。她所在的开平是中国著名的侨乡，自清朝开始就是海外劳工的重要输出地。祖辈们用血汗换来南洋和北美等地的繁荣，到陈雪这一代，留洋仍具吸引力，但发展取代了求生存。由此造就的众多“隔洋相望”的家庭，春节则成为他们维系血缘亲情的重要纽带。

　　2003年，陈雪大学毕业后认识了现在的丈夫Bil。当时对方正在一所语言培训机构当外籍老师。有外语专业背景的陈雪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一所知名大学的行政人员。最初两年，陈雪忙得连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她成了一个工作狂，故乡的人和事逐渐遥远，只有春节临近，看到电视里唐人街的盛况，牵挂才隐约爬上心头。

　　2008年一场金融海啸终结了这样的好光景。“绝望无处不在，电视里整天说谁没了房子、车子甚至妻子。”陈雪回忆。很快，陈雪遭遇减薪，丈夫也被裁出任教的公立中学。生存成为首要问题，最后丈夫决定“到中国去”。

　　这是一个登上过《纽约时报》的不错的选择。在哀鸿遍野的世界经济版图，尚且独善其身的中国蹿升为欧美年轻人新一轮的淘金热土。但对陈雪来说，回国的喜悦与忐忑不相伯仲。“身边的人会怎样看我呢？我又回到了原点。”

　　最终父母用一个热烈的拥抱迎接了这个受挫的梦想者。“回来就好。”母亲安慰她，但这反而增加了陈雪的内疚——离家多年，双亲两鬓已染霜，抑郁症让父亲未老先衰成一个沉默古怪的小老头。

　　但陈雪只找到一份外语老师的工作，而且挣得的人民币远不够她支付加州的房贷。

　　在无所事事了3个月后，陈雪决定丢下执意留在中国的丈夫，返回外电报道中“正在复苏中”的美国。“那边的房子、车子，都让人牵挂，我要回去碰碰运气。”出发前夕，母亲在帮她收拾行李的时候红了眼眶，说：“以为能好好过个年，以后一家子还能聚上几次呢！”

　　这句被陈雪一直品咂到2月2日飞往旧金山市的飞机上，最后感到追悔莫及——-“我忽略了最珍贵的东西，有什么比与亲人在一起更加重要的呢？”

　　于是，在2月7日初抵亚特兰大的晚上，这种感触在陈雪心中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她拨通家里的电话，母亲一如既往地鼓励她说：“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外面待不住了就回家，我们一家子也能过得挺好的……”

　　这时候，一家华人士多迎面出现在偏僻的转角，对联和灯笼已经挂了起来，喇叭里响起鞭炮声和贺岁曲。“我当时像被针刺了一下，眼泪就下来了。”陈雪说。

　　(陈雪为化名)

　　失去资助之后的李冬梅：盼着熬到尽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春节临近，李冬梅愈发忙碌。每天清晨，她便骑着单车，到襄樊樊城区几家小旅馆收客人换洗的脏衣袜及床被单，然后来到家附近的江边开始搓洗。在5～7摄氏度及茸毛细雨中，一蹲就是大半天。

　　李冬梅想在儿子回家之前攒够钱，给他买部手机。儿子汪志鹏，南京理工大学大四学生，今年即将毕业，工作仍无着落。

　　2007年，上大二的汪志鹏意外成为一起全国热点新闻的主角之一。彼时，襄樊几位女企业家宣布，放弃对汪志鹏在内的几名贫困大学生的资助，理由是他们不懂感恩，受捐助一年来都没有给自己写过一封信。

　　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赤贫家庭，承受了过去二十年几乎所有的改革之痛——1997年李冬梅下岗，医疗费用与大学学费则相继大幅“结构性上涨”；2000年大儿子考上大学，无钱读书自杀，丈夫为此精神错乱，由于是农业户口，巨额医药费只能自己承担，原属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陡然陷入赤贫；2004与2006年，二女儿和小儿子汪志鹏分别考入大学，当汪志鹏表露放弃的念头时，李冬梅朝他扇了一耳光。

　　李冬梅坚持认为，送孩子上大学，将来在大城市谋份体面工作，是改变家庭命运的惟一途径。

　　在当时被认定为“不懂感恩”的学生中，汪志鹏也许是表现得最糟糕的。在捐赠仪式上，当主持人点到他的名字，并让他上台发表受助感言时，在众目睽睽之下，汪志鹏猛地站起来，又猛地坐了下去。

　　回到家，李冬梅才知道，儿子当时起身太猛，裤裆爆线了。那条裤子原是大儿子的，改小后给二女儿穿，传到汪志鹏时，裤龄已达7年。

　　李冬梅至今仍记得儿子当晚哭着说的话，“妈，当穷人实在是太憋了！”

　　被终止资助的汪志鹏好在连续四年均申请到了助学贷款，由于学习刻苦，每年还会获得奖学金。一切看似在朝李冬梅期待的方向发展，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似乎即将被这个忍辱负重的家庭再次验证。

　　直到2008年，李冬梅才发现这个逻辑并不必然成立。彼时，二女儿汪莉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作为1999年高校扩招后第五批毕业大军中的一员，汪莉在毕业后的9个月里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当她将考研的想法告诉李冬梅时，过去四年母女间微妙的关系一触即发。

　　李冬梅无法接受女儿再继续念书，而是按设想中的，找份工作，把两万多元助学贷款还了，再接济弟弟和家用。

　　汪莉却朝母亲大发脾气。在她看来，母亲太偏心弟弟，每个月给弟弟寄的生活费总是比自己多50—100块；弟弟也说过想考研，母亲的回答却是，“好，只要你姐工作了。”

　　李冬梅有自己的苦衷。大儿子自杀后，汪志鹏开始沉默寡言，捐助风波之后，他的自闭倾向更为严重。在学校寥寥几次打电话回家，他每次问完“妈好吗”“爸好吗”，再无二话。

　　女儿还是没继续找工作，2009年初，李冬梅接到她的电话，号称已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此后再无音讯。

　　因读书之故，一家五口如今只剩了一家三口，李冬梅愈发将精力与期望放在小儿子身上。

　　这几天，除了洗衣服，李冬梅还忙着张罗收拾屋子。这间住了三十多年的简陋老房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四房无厅结构的屋子里，最亮堂的是面朝马路的阳台。医生说，她丈夫的精神疾病要想稳固，就要让他尽量每天见到阳光，李冬梅于是就在阳台开了间小卖部，只卖两块钱和五块钱的小杂货，这是丈夫惟一认识的数字。

　　无论如何，儿子要回家了，李冬梅希望家里能尽量整洁、喜庆一点，好让他安心找工作。

　　2月10日，2010年除夕前三天，李冬梅再次做了件大事。她把珍藏多年的房产证拿出来，委托一直保持联系的本报记者必要时代为出售，以筹钱为儿子的工作打点门路。她的新年最大愿望是，儿子在哪座城市找到工作，她就带老伴去哪座城市，开始全新生活，忘掉这个憋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