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变形记

　　外滩恰与其身后的南京路形成了一个“丁”字结构。“外滩是面向世界的，南京路是深入到江南腹地的。中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丁’字型走向了世界”

　　《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上海报道

　　外滩其实不过是一条马路：东起中山东一路，北连外白渡桥，南至金陵东路，面对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全长不过1500米。

　　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地方史研究专家李天纲看来，外滩恰与其身后的南京路形成了一个“丁”字结构。“外滩是面向世界的，南京路是深入到江南腹地的。中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丁’字型走向了世界。”

　　外滩的本质就是integration(融合)

　　在最初的几百年里，外滩曾经只是黄浦江边纤夫踩出的一条小道。

　　改变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第三年---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英国领事从上海道台手里获得一块江边空地，在这里建造起房屋，开始了艰难的居留地生活。

　　一位法国冒险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外滩：“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

　　1845年起，今天的外滩地带被正式划为英租界，英国人将这里作为码头，铺设了马路，加固了江岸。外国冒险家们纷纷到来。洋人喜欢在泥滩上跑马，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道，当时上海人称它为“马路”，英国人则称“外滩(The Bund)”。

　　此后，英国商人在这里做起了鸦片生意。外滩附近的几条街上，一度有超过1500家鸦片馆和80家公开出售鸦片的商铺，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发了横财。

　　19世纪末，外滩渐成为各入侵国争夺的“肥肉”。各国租界区的管理机构、银行、旅馆等纷纷来此发展。外滩初期矮小的建筑被拆，新的豪华大厦次第矗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不断改造建设，外滩形成了“三界”：英界外滩道路宽阔，银行和钱庄鳞次栉比，成为上海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被称为“中国华尔街”；法界外滩道路不如英界宽，建筑多为办公大楼、码头、仓库；华界南市外滩，道路较窄，建筑密集，码头较多，原是上海的水上门户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又是华界的银行、钱庄集中地，也相当繁荣。

　　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是一条名叫“洋泾浜”的小河，并在此孕育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洋泾浜文化”。在上海话里，不伦不类的语言和事物干脆都被统称为“洋泾浜”。

　　苏州的钱庄、山西的票号也在开埠后大量涌入，这些传统资本慢慢转化为现代资本。

　　庆祝租界设立50周年时，外滩曾拉出了一条大标语：“这世界有谁不知上海？” (“In what region of the earth is Shanghai not known?”)

　　“外滩的本质就是一个华洋竞争的场所，这种竞争很健康，有些当然也很残酷。慢慢地，华人资本发展起来，外国资本融入中国资本。外国人和中国人有竞争，也有融合、合作，谁都离不开谁。这就是上海模式--- integration(融合)。”上海地方史研究专家李天纲说。

　　有外滩助推，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上海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被称为“东方曼哈顿”。当年有人预言，以它的活力将超过所有欧洲城市，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全世界第二大都会。

　　1986年，建国后第一次为外滩“涂脂抹粉”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外国人整船整船地离开上海。西方记者形容，外滩陷入了“死亡的空洞和寂静”。

　　解放后，外滩的洋行全部撤出原先的大楼，由新中国的上海市政府和各大局接管。外滩成为上海政府主要办公地点，汇丰银行成为市政府办公地，怡和洋行成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招商局成为上海海运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上海与外部世界几乎唯一的联系点，就是在外滩旧英国领事馆里的友谊商店，只有外宾和陪伴外宾的中国人才能进入那里购物。

　　7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住房紧张，成百上千的恋人倚靠在外滩的水泥防汛墙上喁喁私语，互不干扰。“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描述。

　　80年代中期，外滩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外部改造。1986年8月，外滩建筑群10万平方米的外墙被全面清洗，足足用了两个月。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那次政府仅仅是想将外滩凌乱的部分整理美化一下。”当时参与其中的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邢同和，将那次改造形容为替外滩“涂脂抹粉”。

　　上世纪90年代，外滩综合大改造

　　1981年夏的一场特大潮汛，成为90年代外滩大规模改造的动因之一。

　　1986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同意将上海市防汛标准由只能抵御不足百年一遇的高水位提高到千年一遇的高水位。1988年12月，上海市政府正式确定外滩改造方案。“这次是综合改造，首要解决防汛问题，此外还有交通改造和‘外滩风景带’建设。”

　　当时这是关系民生的“一号工程”。防汛墙岸线向江心外移并加高到6.9米，沿江设置了32只呈半弧形的观光平台，64只庭式宫灯和8座花岗岩制成的艺术灯柱，外滩从此“亮灯”。

　　耐人寻味的轮回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给外滩重新定位：进一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使之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沿。1994年，外滩各大楼置换工程启动---市政部门撤出，吸引国内外商业机构进驻。

　　1995年7月1日零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从外滩迁出，紧接着上海市航天局等纷纷搬离。与此同时，美国花旗银行、法国里昂银行、日本住友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先后进驻。

　　外滩在一个耐人寻味的轮回之后，重新“融合”、再次出发。■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陈丹燕《外滩：影像与传奇》等资料，特此致谢。特约撰稿林歆、王子夔对本文亦有贡献)

　　浮华的外滩能否成为博物馆

　　如果把这个地方给我，我想我会建很多博物馆，让它能充分展示历史的部分

　　文 | 陈丹燕

　　外滩是上海的象征，准确地说，它是上海商业文化的象征。

　　外滩是整个中国腹地的窗口

　　在外滩上发生的故事是中国人怎么和外国人做生意，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怎么想办法在经济上超过他们⋯⋯这就牵涉到民族自尊心、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民族的崛起、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等种种问题。

　　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对上海人有一种误解，认为上海人非常喜欢外国。其实，上海人与其他内陆城市的人相比，是最早接触外国的一批人。

　　那时候，他们就看到了工业文明的优越性，知道我们鸦片战争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炮、船都不如别人，而这些都是工业文明带来的。上海人有非常切身的体会：为什么外国商品样样都强过中国商品？比如他们用机器织的布就比土布要好看，要结实。上海人从物质上就比较早知道现代化社会最终是会打败古典农业社会的。

　　还有一方面，普通的上海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也真切地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要战胜你，不是要杀掉你，而是要做出比你更好的东西。

　　比如在上海，宁波的轮船公司打垮英国的轮船公司，最后把他们在外滩的办公楼也买下来。这是非常良性的商业竞争。我从你那里学技术，然后和你平等竞争，以此来打败你。外滩之所以是商业文明的象征，就是因为在那里做生意的人都遵守这种(良性竞争的)规矩。

　　所以说，外滩是那时候上海人甚至中国人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上海人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外国人为什么要欺负中国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如果想要不被他们欺负要用什么办法。

　　另一方面，如果外滩不是后面有长江这么方便的通道通向中国腹地，它也没有这么大的作用。沿着这条水路，传教士把基督教文明带向中国内陆，很多留学生也沿着这条水路建立起医院、学校。外滩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腹地的窗口。

　　现在，外滩只是恢复了它浮华的本质

　　上海如果没有外滩，就是一个很丑的城市，完全是一个功能性的城市，没有一点点历史的痕迹。外滩让这个城市有厚度。

　　大部分上海人是喜欢这个地方的，但都觉得这个地方不属于自己，因为绝大部分上海人是没有机会走到外滩的那些门里去的。

　　其实外滩生来就是一个不会属于这个城市所有居民的地方，它生来就是一个非常浮华的地方。外滩上的外国商行没有必要造那么坚固的房子，它就是为了show off(炫耀)。现在奢侈品进入这些大楼，也是为了他们自认为够体面。外滩现在恢复了浮华的本质，绝大部分上海人会对它有很强的距离感。我也是一样，不喜欢这种浮华的样子。

　　我更喜欢我小时候的外滩，完全没有浮华，就像一个旧物，好像没什么用处，但又很特别，所以很有戏剧性。它旧了，好像百无聊赖，就会让我觉得它很有故事。

　　但是，现在，它恢复了实用的功能后，原来的历史遗存的旧气息全都被打破了。我会觉得它实在太势利，没法喜欢它。曾经，它的势利一点都没有了，现在能这么快地恢复，你也只能说它的本质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外滩改造，我注意到在修桥、造地下通道。我曾看过19世纪末一个外滩的扩建计划，(现在的)和当时的计划好像没有差太多。当时是工部局的一个英国人提出的计划，他也在说要去掉马车，要去掉当时的船码头，堤岸要让行人散步---当然这里的行人不是指中国人。他说欧洲人需要一个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

　　中国人现在也需要这样一个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如果把这两个计划对照，我觉得显示出一点：这个东西是我的，我想要按照我的生活、我的爱好来让它完善。

　　如果把这个地方给我，我会建很多博物馆

　　我很少去外滩。我不愿意去外滩的奢侈品商店买东西，不喜欢那种金钱带来的炫耀和压迫感。

　　任何一个大都市都有这样一块非常势利、非常浮华的地方。它的商业生命力会越加强盛，更多到这个城市来找机会、想要变成富翁、想要享受物质文明的人会去那里，所以那个地方一定会越来越贵。它的存在有非常大的合理性，也有绝对的必要性。

　　不过，如果把这个地方给我，我想我会建很多博物馆，让它能够充分展示历史的部分，这些博物馆还是会有商业价值的，但不会这么急功近利，不会这么“吃相难看”---不过，外滩它就是一个急功近利、“吃相难看”的地方啊。

　　我会在汇丰银行恢复一个小的博物馆，来讲当时中国有一半的资金交易是在外滩完成的，这就和现代银行有关。我也会讲到平遥山西票号的没落和外滩现代银行兴起之间的联系。

　　我还会在和平饭店做一个小博物馆，来讲沙逊家族的四代人是怎么在中国挣到钱的，他们家族是怎么演变的。

　　我也可以在海关做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从赫德怎么办海关，到中国人怎么管海关，赫德那时候的条例到今天有多少改变，从中可以看到西方的现代管理体制怎样慢慢变成中国自己的管理条例。

　　它可以仍旧是一个海关大楼，只拿出两间房间来做博物馆，向那些外滩建筑游的游客开放，也可以有退休的建筑师来带游客花两个小时认识外滩的建筑，这在芝加哥、纽约都有的，我觉得外滩也完全可以这样做。

　　这些都非常有历史感，我可以做一个想象的外滩地图。但是这些都是文人的想象而已，是不可能实现的。■

　　(陈丹燕，上海著名作家，著有《外滩：影像与传奇》一书)

　　(本刊记者杨天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