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

　　由于去年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让我们很多同志以为传统的方式是管用的，所以这次我们要来强调，也许在2009年这种特殊时期这种方式可以用，但是在今年以后这种方式再不能用，用不了，用了之后不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有些同志所说的，你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我们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将要往下降？会不会有？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关键看我们怎么理解。前段时间我跟一些搞经济的同志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我们中国能在今年把经济发展方式以目前这种状态下转变成30%，就可以让我们经济增长率的有效率提高两个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到8%是要出大问题的，不到8%我们不可能有充足的就业和起码的经济繁荣。如果我们转变了发展方式之后，我们只要达到6%就完全可以实现现在8%、甚至9%所达到的这种经济效益和经济目标。

　　主持人：

　　其实早在2007年十七大中央就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来了三个转变。为什么在这几年的过程中，这种转变没有很好地实现呢？我们的节目稍候继续。

　　解说：

　　纵览各地已经公布的2010年度经济发展目标，我们发现“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共同的关键词。事实上，早在党的十四大就已经提出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这一提法有所变化，改成了“经济发展方式”，从增长到发展一词之变，却意味深远。也有专家解读，经济发展方式之说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它不仅仅要求有数量增加，更注重要求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以及效益、环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一系列的内容。一个反复强调的主题，如今强调加快，显然意有所指，这种紧迫感从何而来，也就备受关注。回顾过去一年，中国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底谷，实现了V型反转，但是谁都知道这一过程并不轻松，而更大的难题在于“保八”之后下一步怎么做。

　　近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就表示，在2009年冒出来8000多个融资平台，难免有个别地方会因为政策收紧太快而出现项目半途而废、地区经济发展停顿等情况，这无疑对宏观经济有冲击。到了今年下半年，2009年的很多短期贷款将会到期，因此这一风险在下半年会更加突出。如果房地产价格再升20%到30%，可能会激发很多社会矛盾；相反，如果股票和房地产下降20%到30%，那将会有很多企业和个人出现资产负债的问题。一系列现象正在提醒大家2010年被称为是“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并不过分，而这种复杂性还不仅仅来自于国内，还有国际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在刚刚过去的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热点话题就是如何保持经济的复苏，每个国家都在小心翼翼地互相摸底。然而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地完成复苏进程，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地完成转型过程，中国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也成为一个复杂的难题。

　　本周三，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再次挑起汇率问题。高额财政赤字与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困扰奥巴马的两大国内经济难题，在日前发布的美国国情咨文中，他也明确表示担心美国会从世界顶峰地位滑落下来，种种烦扰让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遏制出口大国——中国，来换取国内支持。而专家表示，出于经济和政治双重考虑，2010年美国将向中国提出更多要求，中美经贸将在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纠纷中度过。

　　显然无论内部还是外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从此而言，这次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专题讨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显得恰逢其时。所以我们需要再次品味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3日的讲话，“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主持人：

　　辛教授你看在过去经济发展形势好的时候大家是不想转，现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是很好大家又不敢转，现在中央明令就是要迫切、要加快，那接下来地方会怎么做？

　　辛鸣：

　　首先是要端正认识。这次中央举办这个研讨班就是想让我们地方同志真正认识到，在经济发展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要舍得去转，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去转，我们如果不转的话，这种好的形势维持不了，这种困难的形势你应对不了。

　　主持人：

　　就是转不转这次都得转？

　　辛鸣：

　　对，这次都得转。所以这次办这个班我个人认为很重要一条，首先要解决这个认识问题。

　　主持人：

　　您看刚才我们也说了，2007年十七大的时候“三个转变”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方向应该是什么、路径应该是什么。但为什么这两三年来没有很好地转？阻力在什么地方？

　　辛鸣：

　　阻力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认识不到位之外，可能恐怕有一点就叫“本领恐慌”。

　　主持人：

　　这怎么看？

　　辛鸣：

　　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领没有。

　　主持人：

　　对，我们拿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有转的心，但是没有转的力。

　　辛鸣：

　　对。有转之心，没有转的力。

　　主持人：

　　你举个例子来说。

　　辛鸣：

　　我们都知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要从现在这种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这个方面，但是这三条哪一条对我们地方政府来说，它都是一个沉甸甸的压力。

　　主持人：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钢产量几乎是世界第一，对于地方政府讲如果有一个钢产现在是生产粗钢，谁都愿意生产精钢，它这个转型怎么转？

　　辛鸣：

　　我们都知道粗钢是卖不了好价钱的，如果我们能做特种钢，能做汽车那种面板钢，那么它就能卖好价钱。但是为什么做不了？因为它需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支撑，而这些技术支撑在我们很多的钢厂是不掌握的，如果它要到国外去买这些技术，它的压力是很大的、成本是很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自主创新来掌握技术。

　　主持人：

　　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谈的“八个加快”之中的其中一个。

　　辛鸣：

　　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主持人：

　　您刚才说到技术转变是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人才的培养。我们即便是了技术，人才是不是能够跟得上、管理是不是能够跟得上？

　　辛鸣：

　　对。现在我们坦率讲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依靠我们的劳动力，就是我们去卖苦力，靠体力的劳动固然也能促使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不能取得更好的效益。如果我们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就能把人的这种资源充分发挥出来之后，加上我们经济发展将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主持人：

　　您看这次中央已经明令用了这么多迫切的用语让地方政府能够感到接下来怎么做。但是在面对转变的时候，我们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它们是否会有一些无所适从的感觉，因为转变停这么多年了，到底怎么转？刚才你说了有心无力，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

　　辛鸣：

　　除了有心无力之外，恐怕还需要一个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主持人：

　　这怎么讲？

　　辛鸣：

　　就是让我们的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它知道它是应该去转，转完之后有好处。

　　主持人：

　　举个例子来说。

　　辛鸣：

　　坦率地讲我们现在很多的发展方式，地方政府为什么特别注重搞第二产业，尤其喜欢搞制造业，因为第二产业和制造业是我们地方政府很重要的税收来源。于是我搞经济发展之后地方政府得有税，有税收才能支应整个的经济社会运行。可是如果说我转变发展方式转到了服务业、现代农业，但是这些方面我又收不上多少税来，那发展半天我没有税，我如何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呢？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在最简单的税制改革上，就要让我们地方政府看到，按照今天的发展方式转变之后你同样可以收来税，甚至还可以收来比过去发展方式背景下更多的税，这样我们地方政府就会有积极性，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按照过去的这种模式就靠卖资源也能卖钱，那么我何必去转变发展方式。而现在我们知道，转变发展方式有一个比较长的孵化期，这个孵化期需要我们支付很多成本，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税收优惠、税收支持，那个企业也不愿意去干的。这就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关键还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体制的安排和支持。

　　主持人：

　　我们倒过来说，假如没有这些制度和体制支持的话，这种转变是否可以进行？

　　辛鸣：

　　难度很大。所以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经常讲一句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它在转变之外，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而要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环境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技术储备、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管理的创新方面，我们要下大力气去做。同时我们的制度体制的创新方面，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等，一系列方面的体制都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样一种体制安排才能让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知道该怎么去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是要有决心，认识要真正到位，就是必须得转，而且转慢了还不行；第二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要提高我们的能力、提高我们的技术储备，然后要创新我们的管理。同时我们整个全社会的层面来说，我们应该设计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符合转变发展方式要求的体制、机制安排。

　　主持人：

　　辛教授从中央的急迫程度来讲，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时不我待，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如果今年不转的话后果会是什么。但是刚才从您提到的制度创新，就是制度支持方面来讲，这又不是一个一朝一夕、一年两年就可以迅速完成的工作，这一年我们应该做什么？

　　辛鸣：

　　所以就像锦涛同志所讲的，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既是一个攻坚战，又是一个持久战。所谓攻坚战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啃下这个硬骨头，就是我们有条件我们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它又是一个持久战，真正的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具备和配套，所以我们既要有决心把眼前的任务给做到位，同时又要为我们长远的、真正的转变发展方式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体制基础、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