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界人士谈分配制度改革

　　■锡  士

　　2010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继续处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特别是要支持解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力地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集中财力办大事、办推进改革、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的事。

　　胡锦涛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要加快完善税收制度，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表示，增加百姓收入，缩减收入差距，调整储蓄消费的失衡，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并促进全球失衡局面的解决。

　　林毅夫认为，中国必须纠正的最严重的失衡是收入差距问题。他说，由于中国金融和资源部门的市场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这些改革将使中国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增加普通人群的收入。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其产业就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其国民经济就可以得到最为快速、最具可持续性的发展。同时，低收入者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人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我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的生产活动，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谈到如何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时说，第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低收入人群为什么收入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机会不够多。如果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就会随之增长。第二，即使中低收入者获得就业，但他们在就业中获得的收入仍然不高，而收入不高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事实上，劳动者应该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应该更多一些。所以，要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第三，要让低收入群体能够在城市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包括户籍问题、福利保障等。第四，就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

　　张晓晶说，财政应该加大对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渠道。权宜之计是帮助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尽快渡过难关；长远来看，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以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同时，还应尽快完善社保，解决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这也是逐步扩大消费的坚实保障。

　　张晓晶表示，扩大居民消费，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这就要求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目前在中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这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如果老百姓没有钱，谈何消费？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工资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城镇居民内部，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人均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3.61∶1扩大到2006年的5.56∶1；在农村，则由6.47∶1扩大为7.17∶1。另外，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2007年也拉大到3.33∶1的历史高位。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升级和扩大内需是一个直接的障碍。

　　那么，目前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张晓晶认为推动收入分配格局就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也会遇到改革的阵痛。

　　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新闻中心近日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和十年前相比，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认为，目前的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在怎样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也认为应该“济贫”，而非“劫富”。调查中，当被问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73.5%的人认同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而非“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

　　正如一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我们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饼上切一刀。我们希望的是公平，不再有那么多的不公正。”■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

　　■金  名

　　一、工资集体谈判。工资集体谈判制产生于18世纪末的美国，是协调劳资冲突的产物。工资集体谈判制是指通过企业(雇主)与工会(工人)之间的谈判来决定工人工资的一种工资决定方式。这一分配制度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确立，确立的标志是美国政府制定了最低工资法及有关劳资关系法，工资集体谈判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和约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推行劳资谈判工资制，并由政府法律予以确定，使之成为当代西方通行的初次收入分配决定制度。工资集体谈判制的实质在于通过相对平等的劳资集体谈判，使工人能够分享到劳动效益提高和利润增长的成果。这一制度创新印证了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要求，反映了分享经济理论揭示的经济效应。其意义在于：从企业来说，有利于增进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协调；从社会来说，集体谈判以“协议”方式规范了劳资双方行为，使劳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激化程度下降到最低点，从而减少了社会震荡；从分配本身来说，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即劳资双方共同决定，这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使分配相对合理。

　　二、最低工资法。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工资，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

　　三、分享制与职工持股计划。在利润分享制中，工人在固定工资以外，按照事先决定的比例奖金的形式分配利润的一部分。职工持股计划则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进入滞胀阶段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产权组织形式和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形式。职工持股计划包括企业职工拥有该企业部分产权或全部产权。尽管职工股份制是通过产权的重新分配来达到企业收入的重新分配，分享制是在原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劳动报酬的重新分配，两者有区别，但是在职工股份制企业中职工以股息形式分享部分利润，因此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从“分享利润”的意义上，把职工股份制归为分享制的一种形式。

　　四、股票期权计划的推行。经理股票期权计划在美国公司蓬勃兴起，并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企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薪酬的形式通常由基本工资、奖金、福利计划和股权激励组成。从薪酬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工资、奖金和福利组成，90年代以来，股权计划这一长期激励机制在经理薪酬结构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股票期权是公司给予经营者在某一时期、某一固定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权利。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股价上涨，经营者行使购股权便能获得可观的资本收益，反之，则只能放弃这一权利。这种机制有利于激励经理人努力改进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经理期权计划也从美国公司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企业。在欧洲，许多企业通过引入这一计划，以灵活的薪酬分配机制吸引了优秀人才。日本企业也开始引入股票期权计划，开始向高级管理人员提供股票期权，以试图解决企业长期崇尚均等薪酬而导致的企业低效益问题。

　　五、政府不断调整财政税收政策。美国联邦政府主要依靠所得税，州政府主要依靠消费税，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财产税。德国税收收入分配制度比较完善和稳定，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划分为专享税和共享税，其主要特点是：共享税是主体。共享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几个重要税种。共享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70%以上。专享税都是一些次要税种，联邦政府主要有关税，州政府主要有财产税，地方政府主要有土地税等。

　　六、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近2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社会党人在一些欧洲国家长期执政，执行了高社会福利政策；于是福利国家的社会观念和实践政策广泛流行。北欧和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成熟，形成欧洲“福利国家”模式。 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法，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联邦政府承担义务的老年和失业问题的保障系统。社会保障制度所起的积极作用成为20世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