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城市角逐解码

　　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来整合资源，制定符合市情的经济发展政策，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王子鸢

　　“我们想破头也想不明白，中西部地区的长沙经济总量怎样超过了东部地区的济南！”

　　2009年的下半年，有信息显示长沙市经济总量可能首次超过济南。济南市为此发动秘书班子及统计局等多方力量寻求长沙可能超越济南的答案。济南市有关负责人发出了如是感叹。

　　这让城市之间的角力态势进一步浮出水面。其实，同一层面的城市之间暗地里的较劲远非始于今日，且早已呈现“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波涛汹涌”之态。

　　对于济南与长沙这两个分属于东部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之间的较劲，一方面有不服输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有找准自身短板、借鉴兄弟城市经验，以求城市经济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的雄心。

　　处在同一幅员内的城市间的竞争远非如此简单。所谓的“腹地”、“中心”以及“引擎”之争，既是实力的较量，也是对自己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争夺，更有对城市发展空间的争取。

　　近年来，以城市为主要单元的地方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城市正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心和基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组长倪鹏飞认为，城市发展得好或不好，直接影响国家财富积累和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对中国而言，中国能否在未来竞争中取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看中国是否建立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这可以概括为：“当城市成功时，国家也就成功了！”

　　城市竞争的燎原之势

　　“京沪之争”、“成渝之争”、“深穗之争”，这些城市之间的角逐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相关人士透露，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曾组成考察团到上海和广州等地调研，兄弟城市的发展给北京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刺激。以基础设施为例，北京的轨道里程规划是到2015年达到561公里，而上海与广州在这一方面同样雄心勃勃，上海更是在2012年就将超越北京2015年的规划里程，到2020年的规划里程已向900公里迈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研究所博士柴浩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在国内能与其形成竞争力的并没有几家。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后，北京的硬件设施突飞猛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都处在前列。即便如此，北京也并不是所有指标都在最前面，同样承受着国内几大城市发展带来的压力。他指出，作为国际大都市，北京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内城市之间的竞争，同时把目标瞄准国外的发达城市，从长远打算，最终需要站在世界舞台上与其他城市竞争。

　　有统计表明，广州已经成为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国内最重要的大都市，其城市功能综合实力等也已超过天津。随着国家支持天津发展的滨海战略的实施，天津无疑成为风头最盛的城市之一。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天津自然希望能够争抢上位。不过天津与广州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城市地位的竞争。由于距离比较远，相互之间的城市利益关系的竞争并不大。

　　除去广州，真正与天津存在着竞争的是青岛。业内人士表示，天津与青岛的竞争不太牵扯城市地位之间的竞争，而是切切实实关系到各自发展的经济利益。双方的关切集中于经济腹地和港口两方面。目前，青岛在港口最重要的集装箱运输方面还领先天津。另一个体现出青岛叫板实力的例子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航运集团——马士基就将它的北方区总部从天津迁移到了青岛。

　　在大连、青岛和天津之间也存在另一番较量。对于大连的竞争对手，新华网城市论坛上有这样的论述：大连未来的真正竞争对手不是青岛而是天津。大连与青岛相隔遥远，腹地不同，不存在实际竞争关系，只是争在全国的排名而已，这对大连的实际利益毫无损害；大连与天津纬度几乎相同，大连的传统腹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完全可以被日益受重视且具有发展雄心的天津争夺去，形成对大连实际利益的争夺。而如果与天津腹地部分交叉的青岛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天津的精力，大连则平安无事，这最符合大连的长期利益。

　　南方城市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此。在重大科技成果等方面，深圳就与上海、天津和北京暗暗较劲。在各省会城市之间更是如此。“无论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名，还是各种经济指标之间的排序，给政府带来的刺激较为明显。当各种排序出来之后，同等级的城市之间，排名靠后的城市往往具有较大的压力”，柴浩放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一个省区的省会城市的经济实力，往往决定了这个省区的整体的竞争力”，城市之间的竞争，除了生产要素的竞争，比如吸引资金、吸引项目、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之外，更多地是向中央争取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竞相发展自己。应该说这也是中国近3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能保持近10%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展“赛道”上的追赶与超越

　　对于城市之间的竞争，接受本刊采访的学者多持肯定的态度。“这么大的国家，中央一个命令，全国人齐步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发挥地方城市政府的积极性。”牛凤瑞指出，作为一个城市来说，它既有整合资源的足够的负载力，又具有相对完备的整合资源的组织架构和政治架构。一个城市的政府对它所在辖区内的信息的把握，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全的。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来整合资源，制定符合市情的经济发展政策，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倪鹏飞认为，总体来看，竞争是好事。竞争规则决定竞争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竞争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可以使城市得到“双赢”。

　　他同时表示，机遇也不是常在的，地区经济格局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所有城市不论是大城市或是小城市，在激烈的竞争中都将同时面临崛起的机遇和衰落的威胁。

　　在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产业发展主要靠中央政府根据具体需要来确定和调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都曾在过去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为各自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功劳。但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一些东部沿海城市率先实行改革开放，采用新的机制，发展新的产业，竞争力获得迅速提升。另一方面，老工业城市受到传统体制和传统产业的双重羁绊，经济竞争力提升速度相对东部沿海的新兴城市较慢些。

　　倪鹏飞指出，这些城市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当地区域经济的龙头。同时这些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受到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通过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这些城市完全可以再现昔日的辉煌。以沈阳为例，它是我国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如果能够抓住全球产业调整机会，利用其产业基础优势，尽快使自己加入到全球化的链条中去，同时加快国企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变劣势为优势，完全有可能使自己重获昔日的重要地位。

　　城市竞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传统的工业城市，其在竞争中可以借鉴新兴城市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摒弃旧有的体制机制束缚；对于新兴城市来说，老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为自身提供了经验教训，取长补短。

　　此外，牛凤瑞表示，这也与干部政绩考核密切相关。最近10年，随着国家一些政策的调整，尤其是伴随财政体制的改革，地方有了独立的地方利益。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希望在自己任期内为人民办实事，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为未来谋求更大的政治发展。“应该说这是正面的，是好事。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绩的提高也体现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

　　警惕竞争流于“三化”

　　研究者也提醒，城市的决策者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内功”的修炼，不能只关注一些表面的、带来外在声誉的、光鲜的东西。

　　牛凤瑞表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也可能出现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现象。包括一些表面工程，形象工程，过度顾及形象不顾实际效果等。

　　依据长期的研究，倪鹏飞指出，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制度还处在转型期，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城市在体制、管理等不少方面都还缺乏合理的规则。许多竞争流于“数字化”、“表面化”、“指标化”。

　　一是地方政府过分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因素，对至关重要的软因素兴趣不大。城市间的这种竞争方向值得商榷。

　　二是一些城市还在搞“大而全”，不以自己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造成了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的不合理，导致的不是双赢而是双输的局面。

　　他同时表示，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行政体制改革和区域政策合理化，城市间的竞争逐渐呈现出可喜之势，城市越来越注意在“内功”上的竞争。他认为，要改变恶性竞争的局面，需要中央政府在区域政策和体制框架上作适当的调整。

　　“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各地的发展非常不均衡，资源禀赋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同时各地的问题和矛盾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中央的政策增加弹性，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牛凤瑞说。

　　此外，多位专家还对本刊记者表示，地方决策者应当更注重正确的政绩观。经济要发展，同时也要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建设。竞争的着眼点应找准方向，比如说节能减排的力度、民生方面的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这些方面的竞争才是为老百姓所称道的。其最终的目的，应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普通百姓切实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

　　受访专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技术乃至人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突破了疆域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吸引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用于自己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因而，每座城市的市长应当在全球范围内考虑资源的配置，考虑城市主导产业处在哪条生产链的哪个环节，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