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主是当地人大代表 称民工抽烟多导致肺不好
矿长说法
2009年12月27日，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村民反映所在打工时间最长的金矿矿主潘占林——现肃州区人大代表，酒泉市得意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得意茶楼老板。
“金矿不可能导致尘肺。”
见到潘占林是在肃州区人大会间隙时间，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本报记者。
“作为得意矿业公司的法人代表，你也取得了矿长资格证，这就是说你在接受矿长资格培训中所学的知识就是金矿粉尘不会导致矿工尘肺？”本报记者发出这样疑问。
对此，潘无言以对，却一再声明自己从2000年一开始在酒泉肃北开矿就配备了水钻设备防尘，是古浪县的村民自身保护意识差，嫌脏就不用水钻。金矿也配备了防尘口罩，是农民工自己总不愿意戴。
“他们一天能抽七八盒烟。”潘占林进一步表示，所以肺“都不太好”。
2008年5月，“家里揭不开锅”的周文秀在丈夫李发忠因尘肺病过世后联系到矿主潘占林，后者为其支付2000元安葬费，潘占林对此解释为出于同情心。
“有水钻嫌脏，不清洗口罩，日抽8盒烟，当地气候恶劣，在煤矿打过工”，是潘占林对古浪籍尘肺病患者列出的五大原因。
然而本报记者在曾任2000年—2002年潘占林金矿生产矿长的张德华那里得到这样的说法，“没有水钻，口罩是普通的单层棉纱口罩。”2002年底检测出轻度尘肺的他现在上楼梯也是气喘吁吁。
职能部门说法
“460矿存在严重违法开矿现象。”
酒泉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德民说，460金矿最初审批的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企业法人是马鬃山镇矿业总公司工业公司(乡镇企业)，但企业不断越界开采，面积扩展到50平方公里，并且承包给私人进行多点开采。这种掠夺式开采1998年到2002年最为泛滥，最多的时候达30多家，国土局也一直在整顿其非法开采行为。
张表示，酒泉市国土资源局已于2006年底责成肃北县马鬃山镇矿业总公司整顿停产，目前还没有通过审批验收。
“金矿肯定能导致尘肺。”酒泉市安监局非煤矿山安监科科长于积华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2002年，时任安全生产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于积华曾去过460金矿，“确实存在防护条件差、生产条件差的小作坊式生产”，当时的15家金矿都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在整顿之列。
“天高皇帝远，去一趟又不容易。”于积华说，肃北距离酒泉市中心近千里，看一个矿来回得三天，酒泉地区有近500家非煤矿山企业，“有的矿山我们一年都去不了一次，连常规检查都无法完成”。
于积华表示，到记者采访前，他并没有听说过千里之外武威市古浪县黑松驿镇有矿工得尘肺病的事情，他向记者索取古浪黑松驿尘肺病人的名单，表示要通过请示酒泉市政府，会同肃北县清查此事。
■调查之三
尘肺病怪圈采金者“路线图”
抱着改变贫穷命运的美好梦想，黑松驿镇的庙台、水沟、萱麻河、西庄子等村的百余名村民纷纷走出古浪，结伴而行，陆陆续续来到千里之外的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金矿区打工。
于是，这些当年的采金者便绘制了第一张路线图——“行进路线图”：自古浪出发，乘坐长途班车出古浪峡经武威过张掖到达酒泉市，再经嘉峪关市到达玉门镇，这一路都是西北方向；而从赤金镇出发，则基本是北向到达肃北县马鬃山镇，然后经边防检查站，一路穿越300公里茫茫戈壁到达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460金矿。
如同候鸟一样，他们十年如一日重复着这条打工路线。
矿工们描述，在这里“能够清楚看见新疆天山”，距离蒙古国边境约有80公里。
然后，便开始住“地窝子”，点蜡烛，每天长达10小时左右的采矿或者粉碎矿石作业，机械、枯燥，劳动量大，但可以比工程队多挣钱，一干就是大半年。
黑松驿采金者的第二张“路线图”便是家族式的打工模式。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村民的打工模式更加单一。一个或者几个打工者比其他地方的打工者挣钱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将自己的至亲、好友，乃至亲兄弟约上，次年一举进入这一领域，越是赚钱的活更能体现这种几乎是占领式的打工模式。
萱麻河村的赵文玉是黑松驿镇第一批前往酒泉460金矿的打工者，也是最后一个离开460金矿的尘肺病感染者。1996年3月进场，2007年6月离场。
这位当年只有18岁的小伙子，在酒泉460金矿整整干了11年。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萱麻河村尘肺病人名单中绝大多数为赵文玉的胞兄弟。
他们的名字便是一张家族式打工图：赵文珍、赵文财、赵文延、赵文红、赵文祥、赵文凯、赵文庭、赵文瑞、赵文忠、赵文友、赵文海、赵文林、赵文杰、赵文清……
而萱麻河村的尘肺病患者远不止于此，还有陈新友、王荣、崔国成、蔡成祥等不少外姓人。
黑松驿采金者的第三张“路线图”则是一张打工路上的不归途——尘肺感染图。
受长期贫穷、落后困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了摆脱困境，黑松驿人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酒泉460金矿打工挣钱。
然而，由于自身劳动保护意识差、金矿劳动保护设备和设施不到位以及监管部门监管缺位等原因导致黑松驿采金者普遍患上尘肺病，而当前的医疗情况下，尘肺病等同于不治之症。从而导致这些试图改变命运而外出打工者走上一条不归路：打工——挣钱——患病——治病——举债——死亡。
卫生准入制度
早在2002年，国家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除了前期加大预防经费和防护用品的投入外，就监管单位来讲，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的检查尤为重要，那么酒泉市卫生部门是否了解近几年来本地区肃北县金矿农民工尘肺病的情况呢？
“我们查不到这块，太远了。”
12月24日，酒泉市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许尔云科长这样回答本报记者的疑问。他进一步解释，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工人进矿前要进行体检一次，一年后要进行体检一次，离岗后还要体检一次，要建立《职业健康档案》。肃北县距离市中心较远，人手有限很难兼顾，肃北县卫生部门也没有报过这个情况。
“私企这块很难贯彻，我们也没有强制约束的权力。”许无奈地告诉记者，在煤矿、石棉矿、铅锌矿等高危职业病防治方面，卫生准入存在空白。这就需要人大立法，从根本上解决对职业病的合理赔偿。
如果把岗位体检比作职业病防治的第一道门槛，那么对生产环境现场劳动生产条件的监测和评价则是防治职业病的第二道至关重要的门槛。
酒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科长张兴林说，作业场所卫生条件监察这块早在1998年机构改革后就归安全监察局管，他们主要负责用工监督工作，如果是经职业病鉴定为尘肺病的，依据《工伤条例》产生的工伤纠纷归劳动部门受理。
卫生部门管职工的健康档案建立，劳动部门负责用工劳务关系监督，矿工作业场所的卫生条件监察到底归谁管？
渺茫维权路
记者连日采访中发现，从武威市古浪县黑松驿镇去酒泉市肃北金矿打工的村民们，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因为尘肺致死5例的事实，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维权。
“怨个人命不好。”古浪县黄羊川一棵树村村民，44岁的吉兴花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陪护丈夫。
“我们去了也要不上(补偿)。”记者咨询因尘肺病致死者李发忠的爱人周文秀，是否找过相关部门维护自身权益时得到这样回答。
“不知道，也没找过。”更多的尘肺病家属这样表达。
5名因尘肺病致死的家属中，杨自发的妻子赵红霞在丈夫死后，向黑松驿民政局提出低保申请，得到660元的2009年7月—9月一个季度的低保，之后再没有回音。
杨自虎家则在他去世后得到黑松驿镇财政拨付的一次性500元安葬费。
李发忠家也得到了660元的2009年7月—9月一个季度的低保。
2009年年初，庙台村2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尘肺”的消息传到了黑松驿镇政府，镇上统一安排村民到黑松驿镇医院拍X光片，进行肺部检查，然而，费用由个人自己承担。
9月，由古浪县政府牵头，会同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工作人员来到黑松驿镇，安排村民统一到古浪县医院去做检查。
“有病就报销，没病自己承担。”村民们说黑松驿镇财政局这样界定此次拍片费用归属。
截止记者发稿前，黑松驿镇所有在9月份拍片的村民钱是交上去了，片子也拍完了，至今没有看到结果。
在古浪采访期间，本报记者多次联系古浪县分管卫生的王副县长，都被其秘书告知“王副县长很忙，没时间接受记者采访”。
古浪县劳动局、卫生局和疾控中心也以“须经县委宣传部门打招呼”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首先是劳动关系认定很难。”
酒泉市劳动保障局纪检组组长王吉文对黑松驿村民维权有所担心。
职业病防治机构检查，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接受职业病医学诊断。
黑松驿民工们没有一个人和金矿老板签订过劳动合同，并且在多家私人金矿交替打工，这显然给他们下一步维权带来了巨大困难。
另外就是申请工伤损失赔偿。本地鉴定结果迟迟没有踪影，打工地酒泉疾控中心没有职业病鉴定资格。《职业病鉴定书》该由谁来出具，怎么出都成了难题。
“现在我身单力薄，平时车费都付不起，找谁去。”轻度尘肺达7年的矿长张德华剧烈咳嗽着，听说记者来了，他从肃北坐了四个小时长途车赶来酒泉市见本报记者，听说要想获得赔偿还得走那么长的路，他再次忍不住咳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