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精英”的心理应对

　　我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经历过许多酸甜苦辣的岁月，从中国最贫困的日子走到现在。在物质文化空前繁荣的今天，每当看到一些“知识精英”依旧贫困的事例，仍然勾起我许多的感想。

　　社会因素。在全球深陷经济困境的广袤寒潮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又一次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当今各种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包括环境、人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这些社会因素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特别集中体现在社会道德发展水平、人性进步水平、心理健康水平方面。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好的，但仍有一股强大的涡流——以金钱为导向的价值观念侵蚀着人们的思想。社会需要建立积极的，以青年人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便为青年人内化和学习社会的期望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提供适宜的方向。

　　个人因素。个体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怎样协调好自己与环境，自己与他人的互动，以及自己与自己内心世界的接触。帮助自己更好地自知，更好地了解自己和认识自己，让自己在这样一个信息丰富的时代做好身心与外界的统一，也是这个时代的精英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的工作。现在许多“知识精英”拥有很高的学历，但由于心理成长落后于身体发育，个性和自我没有健全、稳定、成熟，可以说这是心理行为不健康现象的内部根源，因为自知、自信和自控能力欠缺，自卑和自傲并存或者交替，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走向极端。

　　教育因素。在竞争加剧，各种精神物质的诱惑高度存在的社会中，内心与外界的压力和大量紊乱信息的刺激，特别在教育思想和知识结构长期忽略心理学指导的现实环境下，造成当前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和加剧的局面，亟待重视和扭转。“知识精英”产生的问题重在预防，我们应该从小共同关注受教育者的心理成长，促进个体的全面健康发展和稳定，并以此作为教育的核心。

　　媒体与舆论。当今的媒体有时候有把具体问题“泛化”、“以点代面”，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媒体需要做到的是公正客观的去让大众了解真相，现今的许多媒体加入了太多的个人情感。这种态度只会把问题推向泛化和永无休止的辩驳与讨论，并无宜于当代年轻人、知识青年的成长。

　　身处地震灾区的我，去年一次次的面对死亡的恐惧，这让我重新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以财富和拥有的东西作为评判人生意义的标准，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获得如马斯洛提到的天地人合一的 “巅峰体验”？常常想想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和多姿多彩的世界，怎么样更好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如何去有意义的过好这一生，是我们首先应该认真思考的。(作者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

　　高知“贫困 陷阱”的当前困局

　　在大学扩招的影响下，我追踪调查的村子，每年都会有4-5名高中生考取大学并光荣进城“深造”。虽然报纸上说现在的高等教育是大众教育，可村民们仍然觉得上大学是个极特殊的人生机遇。他们认为，只要考上大学，就既能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也能够在功成名就后回归故里、光宗耀祖。那么，在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就业之后，真的能摆脱贫困吗？

　　认真区分生存贫困与发展贫困

　　在就业竞争压力下，大学毕业生的预期薪金，与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用相比，有越来越下移之趋势。而农村生源大学毕业生的薪金，则下滑得更严重。

　　区区每月千余元的积蓄，与城市里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单以动辄每平方米万计的高房价而论，就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区别两种性质的贫困：其一为绝对贫困，其二为相对贫困。前者指家庭人均收入不能维持其成员基本生活所导致的贫困；后者指家庭人均收入在用于基本生活开支后难以维持其发展所造成的贫困。因此，有时前者被称为生存贫困，后者被称为发展贫困。

　　农村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之前的贫困，是生存贫困；在就业之后的贫困，既可能表现为低工资造成的生存贫困，也可能表现为发展贫困或相对贫困。这些大学生不得不支付的高房租，或者他们在购买住房后发生的高按揭，还会将父母亲等家人拖入到集体性贫困境地——毕竟，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打入城市并开创一番小天地的。而且，高额的住房按揭会持久的、持续性的将这些人打入相对贫困的陷阱。

　　高学历也可能陷入“高知贫困陷阱”

　　不要仅仅以为只有农村籍大专生和本科生会在此陷阱中不能自拔，就是取得了硕士文凭的研究生，也会陷入所谓的“高知贫困陷阱”。媒体宣称的发财致富的例子很多，但毕业后或者就业后陷入相对贫困境地的例子却更多。

　　研究生比本科生的年龄更大，就业中存在的摩擦更多，从毕业到就业需要等待的时间更长，就业地也更可能选择在大城市，由于年龄造成的结婚压力更重，但农村籍研究生能够获得来自于家庭的外援却可能更少。如果他们不购买住房，则高房租会吞噬掉他们的大部分收入；如果他们按揭了住房，则持续性的支付压力会压缩他们的消费能力。

　　现在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几乎全部是“80后”群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取得了比“60后”和“70后”都高的人力资本。但他们碰到的教育环境和就业环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高等教育扩招了，但他们却付出了高学费；虽然今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都会超过600万，但我国就业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重却仍然不到10%。应该说，这部分高知人口的失业或长期待业，除浪费了可贵的人力资源外，还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毕竟，社会亲和力，只有在感受到社会温暖的人那里，才可能生产出来。

　　跳出“陷阱”的方法与对策

　　政府除通过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以减少贫困外，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配置政策：

　　首先，以促进城市化创造白领工作岗位。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中国现在城市化水平虽然为47%—48%，但这种城市化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包含了至少2.1亿的流动人口。即使是这个城市化水平，也是不稳定的城市化水平，是具有城市户籍排他性安排的城市化水平。在城市政府保护本地户籍人口就业的政策环境下，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就很难与城市户籍大学生展开平等竞争。

　　其次，要破除以户籍制度设计城市保障制度的桎梏，要改革以户籍人口供给城市公共产品的限囿，要在降低保费征缴与扩大养老保险费覆盖面中破解养老之难。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难以在城市就业、或者在就业后沦为城市新贫困群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公共产品没有向他们开放。只要城市廉租房、经适房等向没有户籍的大学生开放，则这些大学毕业生的生活成本会随之下降，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贫困程度。

　　最后，要设立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失业补助金。农村籍高中生考上大学后，大多“自愿”将户口转出农村而存进了大学的临时户口，村委会即收回其承包地。可农村籍大学生在“毕业即失业”后，却难以领取到失业补助。如果这些大学生沦为贫困，也难以在城市被最低生活保障所保护。 

　　总之，农村籍考生仍然不得不在上学难、就业难、生活难的三难境地徘徊。但愿我们的城市，能够以开放的胸怀，平等地接纳这个本不该贫困的新贫困群体。(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