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地下党的带领下，转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

　　蜜蜂洞洞内狭小，只能睡4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睡在里面，其余人在外面搭帐棚住。他们始终没有被国民党的部队发现，然而，项英和周子昆却倒在了叛徒的枪下。

　　事发前一天晚上，项英、周子昆等人还点着蜡烛，用树枝做的棋子下棋，刘厚总在旁边观看。不料，到了后半夜，刘厚总突然下黑手枪击三人，将熟睡中的项英、周子昆枪杀，黄诚受重伤。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刘厚总已经逃跑。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就近掩埋。项英遇难时，年仅43岁。

　　“皖南事变”后，项苏云开始只是得到消息，说组织和父亲失去了联系，项苏云没有哭，10岁的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孤儿。4年后，陈毅来延安筹备“七大”会议时，项苏云才知道父亲已被叛徒杀害。这时她已经14岁了。

　　谈起母亲张亮，项苏云的记忆更加模糊，她拿出一张母亲的照片，说：“多年来，我就是依靠这张模糊的照片，抚摸着母亲的手，看着母亲的脸，感受着遥远的母爱。”照片是在解放后，项苏云偶然得到的。“我去上海参观，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一天，他家里来了位客人，突然说有一张张亮的照片，是从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要来的。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看见母亲的模样。”

　　1935年2月下旬，怀孕五六个月的张亮，与瞿秋白和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妇女部长周月林由赣南突围到闽西后，同时被俘。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年，项苏云的弟弟，就是在狱中出生的。被俘时，他们都用假名，没有露出破绽。3年后，就在张亮和周月林已被保释，瞿秋白也即将获得自由时，国民党突然查出了瞿秋白的身份。瞿秋白被杀害了，张亮和周月林侥幸得以脱生。但是有人却怀疑张亮和周月林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1938年春，张亮抱着儿子找到了南昌新四军军部，项英曾同妻子、儿子见过面。项苏云说：“有人凭空想象，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是不是叛徒，母亲还被父亲举枪打死了。这是十足的谣言。后来母亲还把弟弟送到延安，她是在返回皖南找父亲时，不幸失踪，下落不明的。”

　　就在项苏云到达延安的3个月前，母亲张亮带着3岁的弟弟来到延安。“仅仅相差了3个月，我却错过了最后一次与母亲相见的机会。”长大后，项苏云才“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到别人议论母亲。”

　　和张亮同时返回的周月林，受此事牵连，解放后还被关了整整12年。直到1979年，人们在当年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篇某“投诚”人员的自供，才找到了真正的叛徒。张亮和周月林终获清白。

　　听到关于父母的各种传言，项苏云说，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当时我和弟弟已经习惯了没有家的集体生活。父母在我们的记忆中，更像是一个‘符号’。”

　　“4821”每年的聚会

　　自1939年以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对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干部子弟及一些烈士子女，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和管理。每到周末和假期，项苏云和弟弟就会被陈云、李富春、张浩等领导干部，轮换接回家里，他们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照顾着这些孩子。

　　“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哪都是家，都有饭吃。”项苏云回忆，所有带过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觉得她特别懂事，特别乖。“蔡畅妈妈对我特别好，还认我做了干女儿。”

　　项苏云和弟弟，就是在革命大家庭中长大的，他们自力更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但他们在感情上也更内向，更拘谨。因为“无法享受到在亲生父母面前的无拘无束。”项苏云回忆，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弟弟来她家里做客，只喝白开水，不吃饭。“弟弟说‘姐姐，你很困难，我不能吃你的。’你说我们之间的感情亲不亲，亲，但没有多少温柔的东西在里面。”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领导人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共21人，项苏云也在其中。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祖国的角度挑选的。叶挺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回来后到沈阳航空工厂工作；邹家华学机械，进了沈阳机械厂；李鹏学水电，去了吉林小丰满电站。‘文革’期间，中央成立‘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1948年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这反而成了以后我们同学聚会的班级代号。”

　　谈起一帮同学，项苏云的神情活泼了许多。“现在，每年国庆、春节，我们‘4821’都要聚会。无论多么繁忙，只要约定好时间，大家都来参加。”

　　项苏云在苏联学的是纺织，回国后，她从最基层做起，在北京第二棉纺厂做车间主任，随后在纺织部研究所、情报所工作，后来由于视力下降，1984年调到中国科协，1991年离休。项苏云说，科协是自己另一项事业的开始。她把科协青少年部保存了下来，带领中国青少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使中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奥赛强国。

　　项苏云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林汉雄，当年与她一起留苏。1987年至1991年任建设部部长，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张浩)之子，他们有两儿两女。遗憾的是，项苏云的弟弟项学诚于1974年因病去世了。

　　近些年，项苏云视力下降得更厉害，一只眼近乎失明，另一只眼也戴着1000度的近视眼镜。不能看书、读报，甚至那些珍藏的照片，她也只能靠刻在脑子里的画面来讲述。但她仍不死心，“只要我还能走，就要继续为青少年，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益的事。”项苏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词汇里只有‘我们’这个词，很少有‘我’，这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