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经过两年市场调查，调研组向《人民日报》递交了一份上万字的报告，并配以业外融资的可行性研究以及报社管理机制的设计草案。报告中称，据抽样显示，当时北京不读报的市民近30%，周末上升为50%，除文化素质以及习惯外，现存报纸质量较低为主要原因，潜在读者达300万人。另据分析，1990年至1997年报业广告增长额为53.8%。而当时的几份都市报内容，副刊占据一半，北京市内新闻只有一个版面左右。基于此，《人民日报》决定将改版后的《中国引进时报》更名为《京华时报》，主攻北京市内新闻。

　　报纸定位完成后，开始了从无先例的融资工作。在此之前，大多数向市场化转型的媒体均以企业赞助，成立理事会的方式进行，模糊的体制导致这些媒体最终均与资本不欢而散。“那是太麻烦的一个事情。”8年后吴海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回忆说。办公室一角放着一幅书法作品：京城第一报。

　　在与数十家资本公司谈判未果之后，北大青鸟集团正式与《京华时报》接洽。彼时的北大青鸟正面临投资的转向。“我们想别都把钱投在互联网的泡沫里了，所以转投传统行业，包括传统媒体。”《京华时报》现任总经理、当时任职于北大青鸟的罗春晓这样说。

　　经过拉锯式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由北大青鸟集团出资5000万，双方各占50%股份，《京华时报》方控股，任董事长职务。在罗春晓看来，“等于是北大青鸟借给《京华时报》2500万，如果生意做赔了，钱就不要了。如果赚了，那2500万从第六年再开始还。”罗春晓说。

　　“很多人认为上面不允许报社注册为企业。但是注册前我都问过领导部门，都同意。”吴海民回忆。2000年11月，吴海民在国家工商总局将《京华时报》注册为企业法人，成为第一个尝试企业体制的时事新闻媒体。

　　媒体人的明天与市场无关

　　一切就绪后，社长吴海民南下广州，邀请供职于南方报系的朱德付、谭军波北上创业，分别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经理。“那时候北京的都市报水准和广州相比，差五年。所以我们也看好这个市场。”朱德付说。北上创业的高管实行年薪制，朱德付当时以年薪24万受聘，与在广州时的薪水相比，翻了一番，但正处级待遇全部取消。

　　和高层团队一样，《京华时报》所有员工除社长吴海民是主管单位《人民日报》委派外，均为聘用制职工。“北大青鸟集团注资，最后咬死的一条原则是必须全员聘用。”吴海民回忆。新体制逼迫他们放弃原有的行政级别以及一切事业单位待遇，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前途未卜。

　　在创刊前两年左右的市场调研和谈判期间，原有体制内的三十几名事业单位员工，部分已经分流到国家外专局，另有几人参与《京华时报》创刊后的选聘，但因自身能力原因落选。原体制内仅少数几人经重新应聘加入新团队，一切行政级别全部作废。一些人曾围堵社长办公室，要求保留事业单位待遇，但最终未果，郁郁寡欢地离开。

　　朱德付和谭军波将广州的都市报运作方式移植北京。一边大量发掘原创性市井新闻，让报纸回归新闻纸；另一边建立了“蝗虫”一般的发行队伍，大面积扑向零售市场。作为总编辑的朱德付带领着一百多名刚刚学会电脑的准记者，迈出北京本土都市报的第一步。

　　三个月后，被认为“水准极其幼稚”的《京华时报》在一片质疑声中成为早报零售量第一。

　　而当《京华时报》大规模进入市场的时候，并无太多广告商青睐这份新报纸。缺少体制输血的报纸在半年内烧完了先期投资。“有一段时间，发行队伍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时任副总谭军波回忆。在北大青鸟的担保下，《京华时报》向建设银行贷款3000万。

　　报纸终于因庞大的零售量开始被保健品促销广告青睐。但好景不长，非典袭来，所有商家关门闭户，消费指数一路下跌，广告成为奢谈。“最困难的时候账面上不到200万。欠人家纸费和印刷费近2000万。整体差不多亏损一个亿。”总经理罗春晓说，“非典再持续三个月我们就没戏了。”

　　否极泰来。非典过后，广告报复性增长，《京华时报》由此走上盈利之路并逐渐成熟壮大。然后巨大的利益在成就了一份报纸的同时，也改变了数位媒体人的命运。如今，除吴海民至今仍担任社长一职外，创业高层均散落各处。

　　因《京华时报》一仗成名的发行狂人谭军波，离开京华后辗转全国六家媒体，现落脚《东莞时报》任总编辑，游侠般漂泊后他再次进入体制内任国家干部。“想在主流媒体做内容，还是要回体制内。”谭军波感慨，“《京华时报》的机制很先进，但是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个人持股。大的机制没有改变，下面的机制再推动也没有用。”

　　他的好友朱德付，在2004年重回《人民日报》体制，四年后，再度出走，辞去副局级待遇，自筹资金与朋友创办《中国周刊》。“我一揽子都辞干净了。”朱德付坐在现在的办公室里说道。他以体制外的身份创办了这本杂志，“传统媒体人能够在中年全身而退，本来就是一种体制上的进步了。”他对媒体环境的理解与谭军波的观点恰恰相反。

　　然后朱德付的儿子很快要到美国求学，他对儿子的要求却很坚决，“除新闻学之外，学什么都可以。”        ★

　　北青传媒：期待编辑部上市之日

　　作为共青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至今仍拥有500个事业单位编制，但在市场化过程中，这些员工同样实行聘任制，无行政级别，按岗位决定薪酬。2001年5月，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致力于打造跨媒体集团模式。集团将经营部门与编辑部剥离，为上市做准备。三年后，2004年12月22日，北青传媒于香港H股市场上市，成为大陆首家于境外上市的主流媒体。

　　上市之初，北青传媒原计划投资电视、网络、户外广告等领域，但因政策限制，其对电视行业的投资无法实现。现已形成“十报四刊两网”的业务规模。

　　由于编辑部未能上市，而造成很多管理障碍。首先，因为编辑部与上市公司之间不能统一规划管理，编辑部门的采编业务不会为股东考虑成本控制。其次，上市之初确定了北青传媒公司每年固定将广告刊出额的16.5%作为采编费用，比例无法更改，而随着传统报业市场萎缩，此比例已越来越无法满足采编所需。第三，由于编辑部尚未彻底转企，高层领导无法持股或者获得相应激励机制。

　　在北青报社长张延平看来，他希望能够早日出台政策，将纯粹公益性以及党报党刊外的市场化媒体彻底转为企业，并允许编辑部上市。此举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破冰一步，也是传统媒体进一步市场化发展的最好方式。

　　(资料整理/杨时)

　　体坛周报：处级干部瞿优远的谋利困惑

　　1988年7月1日，《体坛周报》创刊于湖南长沙，原是湖南体委的机关报，系统内强制订阅，发行量5000份。瞿优远时任副总编辑。

　　2003年1月，体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旗下拥有已发展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体育报纸《体坛周报》(单期创超200万份)，及《足球周刊》《全体育》《高尔夫球大师》《扣篮》《户外》等十余种专业体育杂志。2008年5月，体育门户网站体坛网上线。

　　从一份地方机关报，发展为领跑中国体育传媒行业的传媒集团，报社社长、总编辑瞿优远一直是领导者、开路者，报社内部上到高薪聘请的编辑，下到普通记者，无不对他服服帖帖。《体坛周报》的企业化改革之路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报业市场化的典范。

　　2007年，湖南体育局曾希望瞿优远出任副局长，但瞿优远不想离开已经壮大的体坛传媒。2009年4月，44岁的湖南体育局处级干部瞿优远被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坊间流传的是瞿优远被调查的原因都与经济有关：在报社的改制中，瞿优远推行内部股份制，私分国有资产，并以报社的名义将钱存在老家浏阳；以及挪用国有资产，在老家创办公司。

　　在中国，市场化媒体的最高层仍必须是体制内官员，而官员是政府的职位，企业总经理则是以谋取利益最大化为己任，两者在身份与利益上的矛盾，最终导致处级干部兼“总经理”瞿优远“因经济问题”被“双规”。

　　直到现在，关于瞿优远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资料整理/唐磊)

　　财经：胡舒立“出走”与“新生”

　　2009年11月15日，胡舒立在一手创立的财经网上发表自己的“最后一篇”博客：“将来怎么办？我当然有初步的设想和安排，但图景并不很清楚，还要再走再想再谋。”胡舒立和她创办的《财经》造就的媒体传奇就此终结。

　　很多人认为，胡舒立率团队出走《财经》这一事件，本质上与许多知名企业家一样，他们让濒临倒闭或者一穷二白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国企固有的僵化体制束缚了他们进一步发展，他们力图通过管理层持股、IPO等众多方式取得团队自身利益的实现。

　　当这条路走不通时，胡舒立选择了出走。

　　据相关人士透露，“在事件爆发之前，胡舒立曾经向《财经》总编辑王波明提出过三个要求：一是采编团队持股；二是挂靠新的单位(《财经》杂志之前挂靠在全国工商联)，改变法人代表，成立新的财经杂志公司；三是引进小股东。”对于这三个条件，王波明同意了第一个，但对后两个不同意。

　　最后一次谈判的破裂则直接导致了胡舒立率团队出走。

　　现在，知情人透露说，胡舒立将创的新杂志“将根据最新的文化领域改革的精神来确定股权等一系列架构。目前除了方风雷旗下的基金外，还有联想下属的弘毅投资进入，而采编经营的核心团队将持有股份，其中胡舒立名下有5%的股份。”

　　(据公开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