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破案

　　长沙警方经过七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成功告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次案件侦破力度大，打击有成果，望再接再励。”

　　据长沙警方介绍，这一特大盗窃古墓集团特点鲜明：一是组织严密。该犯罪集团由三个犯罪团伙组成，成员来自湖南、山东、江西、甘肃、山西等省，主要犯罪嫌疑人来自湖南长沙、江西新余、山东济宁。在盗掘古墓葬过程中，三个犯罪团伙交叉参与盗墓。二是分工明确。长沙籍盗墓分子主要负责组织人员、提供古墓信息，协调当地关系并负责望风；江西籍盗墓分子主要负责出资、安排住行、收购分赃；山东籍盗墓分子主要负责提供资金、技术和设备。同时，在文物鉴别、寻找渠道、牵线倒卖等方面，实行“一条龙”作业。三是手段专业。在盗掘古墓过程中，盗墓分子驾驶汽车携带发电机、金属探测器、氧气罐、膨胀炸药等专业作案工具，先勘定是否为古墓，再用金属探测器勘测选定盗洞位置后盗掘作业。遇到复杂地形则用雷管和膨胀炸药进行爆破。出土后由专人守在墓口负责搜身，清点文物的种类和数量。四是气焰嚣张。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春节期间，3个多月中，该犯罪团伙窜至湖南长沙、湘乡及江西、山东等地，疯狂作案20起。特别是在长沙辖区连续作案10余起，犯罪气焰十分嚣张。盗墓分子每次在实施盗掘犯罪作案时，安排专人持械在外围守护，驱赶、威胁发现情况的周围群众。

　　据了解，目前长沙警方已查证该犯罪团伙盗掘古墓案件20起，分别涉及湖南长沙的望城、宁乡、岳麓三个县区，以及湖南湘乡、江西新余等地。在这20座历代墓葬中，战国时期墓葬有3座，西汉墓11座，东汉墓1座，清代墓5座。这些古代墓葬是长沙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力见证，特别是位于望城县、岳麓区交界、方圆约6.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1座西汉古墓，已被确认为西汉时期长沙国王陵及其贵族墓，葬制规格较高，墓体规模较大，是研究汉代长沙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警方已追回的文物中，就有长沙王印和长沙王玺各一枚(均正由文物部门作进一步鉴定)。另外，还有玉镯、翠镯、玉璧、龟钮玉印、水晶、铜镇墓兽、青玉璧、金扣饰、玉棒、白玉带钩、铜剑、剑饰、铜带钩、漆器、玻璃壁、琥珀饰品、陶鼎、铜铺手等共304件。这些文物，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12件、国家二级文物的48件、国家三级文物的89件。

　　“该案涉案人员多，文物价值巨大，案情复杂。”长沙市公安局局长李介德表示，长沙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侦破打击力度，确保再抓获一批在逃犯罪嫌疑人，再追缴一批被盗文物，同时，公安机关还将和文物、工商等部门加强联络协调，建立健全联合打防盗掘古墓葬案件的长效工作机制，确保国家文物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保护。

　　文物保护面临新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盗墓现象只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此后许多年都非常平静，最近为什么突然猖獗起来？”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一度感到不解。

　　事实上，近些年古墓被盗案已成高发态势。仅2009年以来，同类案件就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1月，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某村7名侯姓村民疯狂盗掘后唐、汉代等古墓4座。 3月，浙江省台州市一盗墓团伙主犯崔米华，先后50多次参与盗墓，被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7月，郑州警方打掉一个盗墓团伙，10名盗墓分子于2006年至2009年间盗掘古墓10次，盗取大量文物，全部卖给郑州古玩市场。8月，一个由17人组成的盗掘古墓的特大犯罪团伙被南京警方摧毁。9月，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警方通报，3名盗墓嫌疑人被刑拘……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和各级文物行政管理机构的不断完善，全国盗掘古墓葬行为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近几年来，盗掘古墓葬现象却出现了迅猛抬头之势。对此，考古专业出身的曹凛分析认为：“文物盗掘案件在各地频繁出现，背后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令人深思。”

　　过分宣传经济价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物的价值特别是经济利益逐渐显现，涉及文物的犯罪行为开始出现，古墓葬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的生存形式，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随葬物品，这些文物饱含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因而更容易成为盗墓贼的作案目标。不少地方早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话：“要想富，先盗墓，一盗一个万元户。”

　　我国对盗墓者的刑罚不可谓不重，依据我国刑法第328条：“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盗掘古墓葬的首要分子、多次盗掘古墓葬的、盗掘古墓葬珍贵文物并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这三种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这仍然无法阻断盗墓者的贪欲。

　　随着收藏热的升温，电视台等纷纷开设相关专题节目和专栏，对于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是有益的方式。但是，一些节目片面追求收视率，过分地对文物的经济价值进行宣传，忽视了文物本身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涵。曹凛说：“就是这种文物的惟金钱论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希望一夜暴富。”“12·29”古墓葬盗掘团伙的主犯刘胜利在接受审讯时交代，他经常观看一些电视台的“献宝”类节目，了解相关行情。

　　“客观地说，任何文物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经济价值仅仅是文物众多价值中一个小的方面。”长沙市文物局社会教育科科长周慧雯说，文化遗产的宣传应以传播文化知识、塑造积极精神为主要任务，使受众认知我们中华优秀传统、认同祖国悠久历史。同时，文化遗产的宣传还应引发受众对逝去文明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唤起其自觉的文物保护意识。

　　装备今非昔比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家对盗掘古墓葬行为重拳出击，判决了一批文物犯罪分子。如今这批人员已陆续刑满释放，在利益驱使下，其中部分人重操旧业，并且还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徒弟”。 据湖南省文物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彭仕奇介绍，在“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中，就有好几名犯罪嫌疑人曾犯有“前科”，并且其中负责盗掘技术的人员还存在着师徒关系。

　　这批人尽管大都只有初中学历或者是文盲，却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还配备了比以前更为先进和全面的盗墓工具。“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中，盗墓贼就使用了金属探测器、氧气罐、膨胀炸药和千斤顶等专业工具，还有发电机、多功能充电器、鼓风机、防毒面具等专业设备。

　　曾任湖南省文物稽查队支队长的彭仕奇介绍说，盗墓贼的金属探测仪，由于安装了先进的地平衡系统，不受地层中矿物信号的影响，其性能已经大大高于旧式金属探测仪。他们使用的膨胀炸药也很特殊，即使在深夜爆破，20米外就很难听到声音，炸出的圆洞直径约0.6米，仅能容一个体瘦的人进出，并且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不往上爆，只往两边挤压，使盗洞十分牢固，不会塌方。

　　在这个盗墓团伙里，刘胜利不仅智商高，还是惟一一个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犯罪嫌疑人。彭仕奇告诉记者：“被盗的地方都是边远山区和城乡结合部，盗墓者不仅冒充文物普查人员欺骗当地村民，从部队转业的刘胜利还经常穿军装、开军车，打着部队搞军事基地的幌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盗墓，非常猖狂。”

　　在刘胜利的组织策划下，盗墓贼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效率大大增加。类似这样头脑和技术装备充分的盗墓团伙，已经很难再被时间和环境所限制，盗墓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规模也越来越大。

　　打击力度不够

　　长沙望城风篷岭二号汉墓，文物部门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发现，但本着“埋藏在地下是最好的保护”的原则，并未挖掘，终被盗墓分子乘虚而入。这种跟在考古工作者身后搞盗墓的现象，在盗墓案中非常多见。

　　资金短缺，硬件设施跟不上，是制约文物保护的一个瓶颈。“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中，盗墓分子不仅反侦查能力强，而且他们使用的通讯工具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湖南省文物局政策法规处相关人员说：“有些盗墓分子使用的野外发电机，能够在野外提供良好的照明及通风，而我们没有。对方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与管理部门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文物保护自然追不上盗墓贼的脚步。”而目前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有限，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基层单位，公安部门办案经费更是捉襟见肘，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文物犯罪案件的侦办工作得不到重视。

　　2007年开始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距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相距达25年之久。曹凛认为：“如果我们早10年启动‘三普’工作，就可以将新发现的文物点早日置于法律的庇护之下。普查工作启动后，对新发现的文物点在调查出初步情况后，在各级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前，对于它的保护管理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这就不经意地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情报。”事实上，“12·29”盗墓团伙主犯曾交代，他们经常看报纸寻找相关古墓葬信息。

　　“不仅古墓，其他文物古建也存在这种问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不够，基层政府还是不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太少，管理手段、保护手段跟不上，导致文物缺乏一个最基层的保护端。”曹凛深感力不从心。

　　市场监管不力

　　曹凛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文物鉴赏、文物收藏已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因此文物市场日趋活跃。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滞后，各地文物市场尚处一种无序的发展状态。

　　《文物法》规定，国家只允许有合法的文物商店和文物拍卖机构存在，但以“国字号”为主力军的文物商店难以满足民众对文物流通市场的需求，文物市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形式，在全国早就遍地开花，目前，这些自发成立的文物市场变身“旧工艺品市场”、“旧货市场”、“古玩市场”，普遍存在着鱼目混珠、私下进行文物买卖的现象，但又不可能也无法予以取缔。

　　曹凛认为，当法律的规定脱离客观现实时，规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而且，进入流通领域的文物是由文物、工商、公安等多个行政部门共同进行管理的，但是，对如何共同管理，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无明确界定。”

　　由于国家现行的政策并不承认文物市场的存在，也就无从谈及针对文物市场的相关立法工作。经济发展为文物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而疏于监督管理的文物市场却成为犯罪分子销赃的渠道和场所。“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中，有一名江西籍主犯林细生，既是该盗墓团伙的出资人，又是倒卖文物的组织者，本身还是活跃在某文物市场的“老板”。

　　法律面临新课题

　　究竟何为文物？相关法律至今都没对此给出准确的解释。湖南省文物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彭仕奇介绍说，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台，这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律。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2002年文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并于2007年进行了修正。

　　但在整个过程中，“文物”始终没有从法律角度得到一个“名分”。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许勇翔说，过去曾规定乾隆60年前文物不许出口，后又改成以1949年为限。但1949年后的东西是不是文物？关于文物的模糊界定，使很多人知法犯法，或不知法而犯法，造成混乱。

　　社会不断发展，文物保护法的一些规定逐渐显得过于脱离实际，如《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湖南省文物局政策法规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条规定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了。以前很多建设单位都是国有企业，为了国家的文保事业出钱出力还行的通，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建设单位越来越多，为了国家个人掏腰包显然不容易了，何况还要忍受因延误工期带来的其他损失，所以很多工地发现的墓葬，要么被偷盗一空，要么被一毁了之。”

　　文物保护法有些方面还暴露出不少空白。从立法精神来看，我国文物保护法体现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实质上更多地体现了对文物的保护精神。文物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不仅仅只需要保护，更需要利用，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一方面是有关部门文物堆积如山，经费有限，保管无力；另一方面是文物市场能量巨大，需求却得不到满足。

　　记者采访中，一些专家认为，应当允许文物、特别是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允许建立规范的、除国家专营外的文物市场，并赋予其合法的地位。其次，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在公民之间进行流通，改变现在的拍卖合法、市场交易合法而民间买卖和私下交易违法的现象。一般文物的流通，只要其来源合法，且不是以走私(卖给外国人)或其他非法形式进行交易都不应被禁止。

　　不少文物保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人士呼吁，应当加快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制定出具体的管理办法，明确职责和义务，对文物的研究、利用、流通、管理、收藏等诸方面均做出明确规范，既严厉打击文物犯罪活动，又对民间收藏做到积极引导，有效保护，充分利用，合理开发，改变过去市场与政策不配套的情况，从根本上完善文物保护大框架，使文物艺术品市场得以健康繁荣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