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性生活问题成防艾工作关注点
农民工艾滋防控艰难棋局
据统计，每年有超过7000万农民工往返于城市与乡村，当这些归乡者成为艾滋病病毒的易感人群后，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正在逼近。
文︱谈乐炎
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就像潜伏在防艾工作中的一颗炸弹。
湖北崇县的遭遇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那些流动在大城市的部分农民工，日渐向“艾滋”靠近。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李艳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广东省估计目前有HIV(艾滋病病毒)感染存活者56000人，外来民工几乎占了一半，大都是通过异性传播。
在农民工输出地和农民工流入地，都面临着同样的防艾难题。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及感染者为276335例，其中艾滋病人为82322例，累计死亡为38150例。相同的时间内，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25亿人。有1.40亿人在本乡镇以外就业，占总数的62.3%，其余人在本乡镇以内务工。截至2009年春节之前，在1.40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有7000万返乡。
这两个庞大的群体，一旦日渐交集，将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
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艾滋病防治中，农民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人群之一，政府非常重视，将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到防治工作的重点之一，深入开展了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性艾中心)副研究员吕柯告诉《小康》记者：“但是农民工由于规模庞大，流动频繁，加上其独特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学特征，使得农民工的艾滋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有机构曾对4000多名分布在多个行业的农民工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平均3年转换一个打工城市，3年转换一个打工行业，1.8年转换一个打工单位。
“我们在山西、吉林这两个省做过一个抽样调查，调查农民工艾滋病感染率怎么样，结果农民工感染率略高于全国人群的平均水平(0.05%)。”性艾中心副主任医师胡虹说。
流动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大都为18～49岁的青壮年。吕柯说，由于他们生理心理卫生知识缺乏，容易发生不安全因素性行为，有些地区还存在共用注射器吸毒现象，这些因素将会造成艾滋病等其他传染病的传播。
“作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预防和控制疾病。从预防来说主要包括两种手段，一个就是宣传，一个就是干预。”吕说。中国政府之前已经启动了农民工宣教工程，把艾滋病预防知识有针对性地通过各个部门的联动，尽可能覆盖到农民工。
“比如农业部有个阳光工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候把艾滋病预防知识(当然也有其他宣传知识)教给农民工，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门作为劳务管理部门，在城市中举办劳务培训班也把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卫生知识教给他们，比如建设部，它管建筑工地比较多，在建筑安全教育过程中也把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卫生知识教给他们等等，可以说近年来各部门结合自身优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吕柯说。
农民工是这个经济日益发展流动性加剧背景下的一个群体，更大范围内的流动人口也在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云南省某县对1517名村民进行外出流动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研究，结果有外出史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5.6%，显著高于无外出史者的8.8%。不能忽视得背景是，户籍制度的封闭，以及捆绑在这上面的医疗和社会保险的断裂，在社会日益流动的今天，问题变得更为难以控制。“现在我们国家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人的管理是属地管理，也既现住址管理。”胡虹说，我们国家有个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只要你是感染者和病人，有关信息都在系统里面。”
被纳入这个系统的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有关信息都是被保密的。“这个信息系统会有更新，如果你的现住址变了，例如回家，医生会在网上改变你的现住址，你回家之后也主动到乡卫生院或疾控中心联系，当地就会把这个工作接过来，继续做下去。”胡虹说。
“当然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的管理，也会有遗漏的地方，中国太大了。”胡虹坦言，如果这个系统管理得很好，那无论到哪里，艾滋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都能被追踪。在这个国家构建起来的防控体系中，更为关键的是为感染者和患者本人的态度，“他们也要有一个主动的态度，流动时主动与流入地医疗卫生机构联系。”胡虹说，对于农民工这个流动性大的群体，这非常关键。
各地“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也不平衡”，部分地区“缺乏针对抗机会性感染治疗以及与治疗有关检测的配套政策”。“与艾滋病防治的需求相比，基层防治工作的人员数量明显不足，队伍不稳定。防治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尤其农村卫生基础条件差，防治技术力量十分匮乏。”吕柯说。
民间的努力
目前，除了官方的力量，民间的社会团体和NGO组织也在各自努力。
红树林组织先后在4个省份设立了7个项目点。另一个名叫阳光地带的民间组织已有11年历史，2008年度，阳光同志关爱小组在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基金和中盖项目基金的支持下，针对男男性行为(MSM)进行各项公益艾滋病防治活动。
“从目前来看，外地来京居住的暂住人口发病率要高于北京常住人口，但我们这暂住人口有的很多是到京居住好多年了，不是狭义上理解的‘短时’流动，相对还是固定。”王克荣告诉《小康》。她是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主任，是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获英国贝利·马丁奖的护士。 “北京红丝带之家”成立于2005年，是国内最知名的艾滋防控民间组织。
王克荣创建了适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艾滋病患者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的护理模式。
王认为，作为基层防控人员，可以做的是在他们离乡打工之前对他们进行艾滋病教育，加大对农民工支持力度，让他们定期返乡，或家属探望。
“尽量没有性生活，有的话也要一夫一妻健康性生活。”王克荣说，另外一个，可以在农民工中间推行适当的自慰，比如手淫。尽量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教给他们一些自慰的方法，分散注意力，他们在城市中很空虚。”
“如果长期听之任之而不去想办法的话，艾滋病和性病将会加速蔓延”。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说，政府应该为这些人群提供夫妻宿舍或钟点房，同时还建议他们使用性工具解决自身需求。
王克荣还有一个担心，城市中的男同性恋群体很多，“我怀疑农民工会不会和这个群有交集，城市当中的同性艾滋群体发病率较高，农民工和这个群体接触，会发生感染。几率还是比较高的，我知道有些公园里，就有这些群体，有的(农民工)就是单纯的为了钱。”
李艳认为，设置夫妻房只能短期的解决农民工性需求。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到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情况，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把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庭逐渐地本地化，也就是把他们融合为城市人口，使他们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才是农民工除了赚钱以外最迫切的要求。
艰难棋局下一步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曾经被媒体称为中国艾滋第一村。
现在这里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免费接受艾滋病治疗的村子，上蔡县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历了最初的恐慌、动荡及最初的手足无措，媒体的报道曾经让地方官员们头大如斗。但随着艾滋病感染的高危状况的迅速披露，其后的救治和防范得以逐渐展开。
上蔡县卫生局侯振华局长告诉《小康》，自2000年出现艾滋病疫情以来，该县形成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防治工作格局；艾滋病的再传播得到遏制，抗病毒药物三级督导模式在全国推广，个人账户与重病统筹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全省推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两次造访，则使这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得到了更大的推力。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澳特到访此地后则说，“我要向全世界推广你们的经验。”
上蔡县的经验或许可以给更多的劳务输出大县或大省提供一种现成的途径。但显然并不容易。
“这次湖北的事情也要从基数上来看，好像它这次查的是50万人，发现了这么多艾滋病，其实这个按照国家整个发病率来说，也是吻合的，只不过这么集中，会引起关注。”王克荣说。
当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已接近100万大关的今天，借鉴国外的经验尤其重要。
国内官方层面也已经开展了相似的努力。广东东莞市卫生局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常平镇正式启动农民工艾滋病防治模式研究项目。“东莞市农民工集中的劳动场所艾滋病防治模式”项目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及试点研究”子项目，旨在形成一个长效的、可持续的农民工集中的劳动场所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策略和模式。
在这些年里，上蔡县也陆续有从城市返回乡村的农民工，从事基层卫生工作的侯认为返乡农民工的免费体检至关重要。
“建议国家出台政策，使外出务工人员可以享受免费的艾滋病抗体初筛和确认检测。艾滋病本身是一个病，但它具有社会性，因此，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是有效遏制艾滋病经性传播的根本方法。”侯说。
(刘建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