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航天之父”桂冠

　　“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被搁置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再度被提上日程。1965年9月，中科院组建了卫星研究设计院，由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任院长，开始了“东方红1号”的研制工作。然而，很快“文革”到来，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陷于瘫痪，作为我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

　　根据钱学森的建议，在聂荣臻的支持下，1968年2月，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成立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风暴中坚持下来。1970年4月24日，利用“长征-1号”发射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取得成功。当太空中传来“东方红”乐曲时，全世界再一次为之震惊。

　　“两弹一星”为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坚实基础。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季，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顺利发射。2003年10月，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08年9月，中国宇航员首次太空行走……

　　由于钱学森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成功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钱学森也因此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航天科技事业，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被学界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对于这些桂冠，钱学森并不认可。

　　跟随钱学森26年的秘书兼学术助理涂元季告诉本刊记者，钱学森曾反复强调说，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是几千名科技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创。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系统工程，这样的大科学工程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

　　在物质极度匮乏、先进技术遭西方封锁的年代，中国科学家自力更生，成功地让中国跻身导弹及太空科技强国之列。“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54年前钱学森的话语，今天听来仍是掷地有声。

　　晚年的忧虑

　　斯人已逝。据钱学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他逝世前并未留下什么特别遗嘱。但从他与中央领导人的几次交谈中不难看出，钱学森晚年最牵挂的就是培养人才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就向国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挂帅，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锻炼年轻人才。

　　“钱老非常重视教育，他曾说，所有的事都要人去办，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不行。‘我说的人才不是一般的人才，是能解决重大问题、有重大创新的人才。’”涂元季回忆道。

　　在生命旅程的最后几年，钱学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但他时刻不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探望钱学森，钱学森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

　　他深刻反思现行的教育制度：“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在钱学森看来，中国的学校，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

　　当谈到科学创新思维时，他提出科学工作者的艺术修养问题，并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

　　在此后温家宝的三次探访中，钱学森无一例外，都谈到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当面向温家宝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

　　同年底，在“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上，涂元季告诉本刊记者，钱学森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国为重、家为轻”

　　钱学森读大学时，研究应用力学，也就是说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数学系搞纯粹数学的人瞧不起这些应用数学家。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各贴海报讲座，结果是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年轻人与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就非常难办了，老师甚至不会让学生毕业。”钱学森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看来，钱学森本人就是创新的楷模。他在领导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创新的结晶。他不仅是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更是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2008年，中国SCI论文数排名从2002年的世界第5位跃至第3位，发明专利授权量也从世界第8位跃至第4位，但论文数量并不直接等于科研能力，众多的发明也并没有全部转化成生产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研环境和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科研人员的待遇也有了大幅提高的今天，在培养和造就顶尖人才方面，中国的科技界、教育界并没有像60年前甚至是30年前那样，涌现出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吴文俊、周培源、竺可桢、邓稼先以及朱光亚、周光召、宋健、陈景润、袁隆平、王选等一批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

　　2007年，钱学森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中写道：“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一语，道出了他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