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招二

　　“空降”专案组，啃下“硬骨头”

　　《环球人物》杂志 张建魁

　　“1999年，暮春。一场暴雨之后，一架民用波音飞机啸叫着急急地降落在厦门机场。两辆大巴车直接开到舷梯下，从飞机上接下100多名干部模样的人……在一队特种兵的保护下，两辆大巴车悄悄开进市郊一座部队宾馆。”

　　这是当年媒体描写中纪委专案组奔赴厦门，查处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一个镜头。

　　1999年，远华案被列为中央直接抓的大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中纪委牵头成立专案领导小组(简称“4·20”专案组)。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任组长。全国的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税务等相关部门的精兵强将陆续进驻厦门，全面查处此案，办案人员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专案组查清：1996年以来，以赖昌星为首的走私犯罪团伙，共走私进口成品油、汽车、香烟、化工原料、西药材料、电子机械等货物价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走私案。

　　这期间，共有600多人被审查，30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另有近200名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近150名党政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等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干部26人、县处级干部85人。

　　类似这样牵涉面极广的“惊天大案”，地方纪检和司法部门基本是无力查处的。这就需要中纪委直接“空降”专案组。

　　反腐专家们普遍认为，中纪委“空降”专案组是切断违法违纪官员关系网最有力的法宝之一。首先，专案组强调要有铁的纪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切行动都要保密，成员们的动向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能告诉。

　　其次，主要成员一般来自中纪委，每逢重大案件，还要从公检法机关以及有关政府部门抽调得力人员。当然，有时为了利于办案，还要吸纳一些案发地熟悉情况的人员参与。这些人更是被要求在政治上过硬。

　　即使这样，专案组的工作也常常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在远华案中，专案组第一次抓捕走私集团头目赖昌星时，就因内线走漏消息而失败。在第二次抓捕行动中，又因警方一位高层领导“通风报信”，使得赖昌星再次漏网，并逃往加拿大。

　　还有一些大案要案，由于一些高层领导人物的包庇，查处工作遇到很大阻力，也使得中纪委不得不“空降”专案组。2000年，中纪委查处的“河北第一秘”李真腐败案就是一个例子。

　　李真原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他依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封官许愿，大肆收受巨额贿赂，横行河北政坛，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1995年起，河北省和中央的纪检及司法部门就陆续接到对李真问题的举报，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对其采取行动。

　　河北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原中纪委“2·23”专案组(李真专案组)成员刘天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曾对李真竭力庇护。

　　1995年3月，程维高要出国，他怕在此期间李真被查，于是专门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称最近有人举报他的秘书李真用受贿的60万元为妻子办理新加坡移民一事。“我对此事亲自作了调查，纯属诬告……经国务院批准，我7日将赴韩国、新加坡、越南签订一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来不及当面向你们汇报这一问题，故去信先作简要说明，待我出国回来再作详细汇报。”事隔几个月后，程维高再次致信中央有关部门，对李真的问题进行公开庇护，信中称：“有人上告我的秘书李真同志两件事：一件，告李真用70万元买了一辆凌志400的汽车。二件，告李真用100万元给其爱人在新加坡办了移民，其爱人已经到了新加坡……关于这两件事，我做了了解，纯属造谣。一、关于车的问题，去年10月李真同志的义父到北京看病，李真同志为了方便借了一辆凌志400在北京跑了几天。告状人说是李真买的车，根本没有这回事。二、李真同志爱人现在仍在石家庄，我最近已多次见到她，根本没有移民新加坡。”

　　省委书记信誓旦旦地担保，给有关部门的查证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和阻力。而李真有了庇护，更加疯狂起来，曾公开叫嚷：“现在有人告我，真是瞎了眼。要让我查到是谁告的，非得让他倾家荡产。”

　　虽然对李真的调查工作暂时停了下来，但一些正直的河北干部群众对他的举报一刻也没有停。1997年2月，中纪委收到举报李真收受贿赂、干预地方人事安排等问题的材料；1998年初，又有人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李真参与经商、收受股票、干预干部人事任免、干扰司法机关办案等方面的问题；1998年下半年，一位受到李真打击报复的举报人，到中纪委当面反映李真的问题，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中纪委迅速派员，对举报人举报的问题进行初查。就在此时，原河北省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贪污案又牵涉到了李真。1999年3月，畏罪潜逃的李国庭被抓捕归案，陆续交代了李真受贿的事实。

　　2000年2月17日上午，中纪委专门召开了有中纪委副书记曹庆泽、刘丽英参加的汇报会。会议果断做出了一项决策：对李真受贿问题立案侦查。2月23日，由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任组长的“2·23”专案组成立。随即，专案组秘密开赴位于石家庄市西郊的解放军陆军参谋学院招待所，并由河北省武警总队调集官兵担任警卫任务。

　　很快，李真被“双规”。从此，这个河北政坛上臭名昭著的“新星”陨落了。2002年8月，李真受到了法律最为严厉的惩处：判处死刑。而庇护李真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也落得个被开除党籍的可悲下场。

　　绝招三

　　“双规”，击溃贪官心理防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在中国官场，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中纪委找谈话。”

　　官员为何害怕中纪委“谈话”呢？因为，这个“谈话”的意思已经不仅仅是了解情况，而是延伸成“双规”了。中纪委的“双规”制度令所有的问题官员闻风丧胆。

　　“双规”是指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对有违纪违法嫌疑的党员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在行政监察系统，“双规”又被称为“两规”或“两指”。

　　据著名反腐专家、中纪委研究中心前主任李永忠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腐败现象呈易发、多发的态势。纪检监察机关临危受命，承担起查处严重腐败案件的重任。虽重任在肩，但纪检机关的手段却只有一张嘴、一支笔(只能询问和记录)。在此尴尬情况下，一些能够突破的大案要案常常“被煮成夹生饭”(指案件办不彻底)；一些本该被绳之以法的腐败分子，眼睁睁地逃脱惩处。于是，具有“惩治贪官利刃”之称的“双规”应运而生。

　　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中，有关学者还讲到了一个背景：1989年，时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因“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被立案调查。办案人员向一名女证人取证，但她不肯说出所了解的情况。而大量证据都证明她涉案并了解情况。依照法律，限制证人人身自由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眼看就要超时了，取证工作却没有任何进展。但若解除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犯罪嫌疑人就有串供的可能，整个案件也很可能无法再继续进行查处。于是，专案组将此情况汇报到监察部。时任监察部部长的尉健行(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指示，无论如何要让该证人待在询问地点。专案组工作人员和海南省警方共同努力，在没有侵犯该证人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做到了，并最终取得了该证人的证言，成功破获了此案。

　　此后，监察部召开内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时，尉健行把调查梁湘案过程中采取的这一特别措施提出来，并建议将这个措施制度化。199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和1994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分别以国家法规的形式和党内纪律的形式，把这一产生于实践中的“非常规”做法——“双规”常规化。

　　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后，“双规”在查处重大案件中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颁布实施后，“双规”成为突破要案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

　　其间，中纪委查处的大案要案，包括陈希同案、胡长青案、成克杰案、陈良宇案，以及党的十七大以来查处的刘志华、杜世成、朱志刚、黄松有、王华元、陈绍基等一批高官腐败案，都是在“双规”这把利剑下迎刃而解的。

　　李永忠认为，“双规”的巨大威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

　　一是来自纪检机关对一些基本证据的掌握。被调查对象都明白，凡是被“双规”的，纪检监察机关都掌握了相当部分的证据。

　　二是来自被调查对象权力的暂停行使。被调查对象在受到“双规”后，一些知情者、受害者，不再受被调查对象权力的威慑，从而敢于大胆向组织揭发控告；同时，一些其他涉案人员也失去了被调查对象这把“保护伞”的庇护，从而失去抵抗能力。

　　三是来自被调查者和调查者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双规”期间，被调查对象失去与外界的联系，不能及时了解自己的问题中，哪些已东窗事发，哪些已后院起火，哪些已铁板钉钉。信息的不对称，使被调查人处于一种必然的劣势地位。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人员就会利用这种优势，从证据上、政治上、心理上等多方面精心设计审讯方案，从中查找被“双规”人员的弱点和破绽，予以突破。

　　其实，“双规”的背后，有一整套办案指挥体系为之运转。据相关专家介绍，中纪委有专门的生活保障组，负责提供案件调查所需的车辆和食宿、选择“双规”场所和管理专项经费。“双规”的地点，一般选择在僻静的地方，但吃住条件要比较方便，如招待所、培训中心、军事基地等常常是首选。选好了地点，还要优先考虑安全问题。为避免当事人寻短见，住房一般以一层楼房为主；在陪护室、谈话室、过道以及卫生间等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加装防护栏；电源线路一律实行暗装，不能裸露在外；卫生间的门无反锁条件，里面没有悬挂点，等等。每“双规”一人，最少要有6至9人分班全天候陪护，夜间陪护者不能睡觉。

　　在采访过程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近距离接触过一位曾被“双规”的原司法官员。他并不避讳“双规”期间自己的精神压力，说被断绝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就像一个人迷失在茫茫的大海上，那种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最可怕的。

　　李永忠在地方纪委当过6年的案件检查室主任，曾对调查对象实施过“双规”，在中纪委从事研究工作也已10余年，因此对查办案件的过程非常了解。他说，“双规”下的生活和“非典”等疫情的隔离有类似之处。不仅隔离区内的人担惊害怕，隔离区外的相关人员也会惶惶不安。这都是正常的。他还认为，纪检部门的“双规”措施，既是一种调查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心理和身体的保护)，避免被调查对象再犯错误，或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2000年，海关总署原副署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乐毅被“双规”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情绪极度紧张，夜间心率最低每分钟31次。调查组不得不将其“转移”到医院，让他边治疗边接受调查。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王乐毅身体恢复正常。春节前夕，调查组安排他与远在家乡的老父老母通了电话；过生日，给他买了生日蛋糕；生活上，根据其饮食习惯安排饭菜。在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铁的事实面前，王乐毅终于交代了参与海关腐败和收受巨额贿赂等问题。

　　绝招四  异地羁押，切断腐败关系网

　　绝招五  派遣巡视组揪出“狐狸尾巴”

　　——更多详细内容，欢迎阅读2009年10月11日出版的《环球人物》杂志(2009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