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六:提升热点议题话语权
在4月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财政部长谢旭人密集发表文章或者讲话,阐述中国政府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等方面的原则和立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的此番表态不同寻常。在过去的会议上,发达国家常常批评中国的经济和汇率政策,这一次,中国则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姿态。
与中国一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纷纷在会议上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出建议,强烈要求国际金融体系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的表现得到了“抢眼”的评价,更有国外媒体认为中国的“G20外交”是一次漂亮的“亮剑”。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寻求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是否要发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革命”?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以前中国外交老讲‘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现在不这么说了,我们的表述是‘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没有必要去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中国可以在国际体系中和热点议题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比如说解决气候谈判这样的全球问题,使国际体系向为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刘建飞这样认为。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中国在现有的国际体制中不会谋求主导地位,而是采取“积极推动、修改、完善”的态度,要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从发展的角度来改善中国的环境,也帮助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潘维也认为,目前中国的做法很好,没有理由去改弦更张。60年来中国的发展说明了现在所走的路是成功之路,“我们赢了,没有必要花力气去革命”。
前瞻七:化危为机
中国石油公司希望获得能源资源的愿望在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现。2009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收购了总部位于瑞士的Addax石油公司,该公司的油气资产集中在尼日利亚和伊拉克。
属于西班牙石油巨头雷普索公司的阿根廷YPF石油公司也许会被出售,估价为170亿美元,雷普索公司为了支付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债务,不得不这么做。中国石油公司和印度石油公司都对YPF公司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的估计,如果中国赢得了这次并购,那么中国在海外的原料资产投资将上升到43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48%。
中国企业完全打破了世界主要石油公司关于在危机时期最好不要陷入有风险投资的设想。在危机时期,资产的价格大幅下跌,中国成功利用这个机会,成为能源资产并购市场最积极的参与者,力图以最小的代价摆脱经济危机。
这只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学到的经验之一。
“我们的投资更多的是放在亚非拉地区。比如在非洲,我们的投资可以开发当地资源,获得投资权益,又能促进当地发展,在开发时还能解决资源枯竭后城市新的替代产业的发展,这样,我们就探索出一条既造福非洲人民,又造福中国人民的互利双赢战略。这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学到的东西。”张燕生在讲解中国如何利用“机”方面如是说。他认为金融危机还教会中国,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太过依赖华尔街。中国需要与东亚、与其他国家来共同扩大内需、扩大贸易、扩大投资和货币合作。
黄星原则从外交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在危机中,中国及时抓住了‘机’,全球都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给他们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跟中国相关的产业都为他们带来了比较快的复苏,让他们感到中国的作用,因此,他们对中国多了一份尊重。”
阎学通的想法更为务实。他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很多国家在金融方面需要借助中国的帮助,政治态度就会相对克制,这会对中国获得更多有利条件创造良好的机遇,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不断改善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前瞻八:全球营销
张燕生给记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出口主要依赖外国大的进口商和采购商,他们在中国下单后,将中国的产品运销到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大进口商们纷纷将中国的订单砍掉,中国外需萎缩的十分厉害。“以前我们GDP的增长,平均下来有2个百分点要依赖外需,现在这2个百分点不存在了!因此下一步,我们经济上的对外新战略就必须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营销体系和全球生产体系。”
经济危机成为中国调整自己“内需”和“外需”两个市场的良机。“如何把中国的产品从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化为本地区的投资、本地区的贸易和本地区的消费,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去做的工作。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也就是企业经常讲的‘渠道是王’”。
“我们过去更多地考虑如何把过剩产能通过‘走出去’,转移到国外,是讲的生产,现在则应该帮企业寻找全球营销网络,建立起企业在不同市场区的渠道。”张燕生说。
王在邦把过去20年全球的发展归纳为“粗放式”发展,认为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相应的上层建筑,如金融监管严重滞后。金融危机后,所有的国家都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国也不例外。在调整中协调内需与外需市场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也指出,中国接下来要做的,是打破国内垄断,释放私人部门的活力,真正地挖掘内需,使中国经济体以内需为主导,使国际上其他中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加深,而非像现在那样主要依赖欧美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成为最终需求的发源地,其他国家对中国需求经济的依赖就能成为一个实质性的东西。”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9月8日刊登了大和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肖敏捷的一篇文章,指出金融危机后下一步中国经济体的战略需求:“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依赖于全球性经济繁荣的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高增长模式正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在此背景下,实现以个人消费为支柱的扩大内需对于中国来说就成为一个吃紧的课题……一个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前瞻九:软实力战略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近日公布了各国软实力的调查结果。该学会在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印尼和越南进行调查,根据经济、文化、人文资源、政治和外交五个指标,对这6个国家的软实力作出评估。根据综合评估结果,中国的软实力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在国际关系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日益崛起的实力,以往大部分研究都是关注中国的“硬实力”,也就是通过军事能力和经济手段威逼或利诱他国执行一项政策或采取某一行动的能力。最近几年,中国的“软实力”成为大量研究关注的焦点。“软实力”是指一国通过吸引力获得它想得到的东西的能力。
从2005年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出现井喷状态,随便浏览一下学术数据库以及热门网站,你会发现很多关于软实力的文章、领导人讲话稿、民意调查以及博客文章。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价还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无论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遵循科学发展观,无论是反驳“中国威胁论”还是倡导建立和谐世界,软实力都贯穿于所有这些问题之中。
美国智库之一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009年3月发表了一篇对中国软实力的报告《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所作的努力:
2004年,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起,直到现在全世界共有超过260所孔子学院,分布在75个不同国家;中国为一系列高端文化活动以及国际交流提供资金支持,包括2003年法国中国年、2007年俄罗斯中国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2006年,中国中央财政用于文化事业的支出比2005年增长23.9%,达123亿元,2007年用于软实力活动方面的外交支出将增长37.3%,达230亿元;2006年中国颁布了《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其中一章专门讲中国文化“走向全球”的战略,鼓励媒体和文化相关的企业“加大中国文化的报道和国际影响力”……
不过文章在结论部分指出,尽管对软实力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强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时采取的,主要是反应性的,旨在反驳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
这个结论赢得了黄星原的赞同。在他看来,在金融危机后,中国更要尽力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文化推广战略,把中国最有魅力、最有特色的东西向国际社会,向世人去展示,使中国的形象更为正面,使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能够理解中国。这种展示不仅仅表现在加大对外宣传的声音上,还要表现在加强对外宣传的技巧和效果上。
刘建飞认为现在中国没有系统的软实力战略,只有比如针对“中国威胁论”所提出的“和谐世界”和“和平发展”这样的宏观理念,这只是个目标,但具体还没有很成熟的应对战略。在下一个阶段,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应该形成自己的软实力战略。
潘维则指出了这种战略所应该包含的内容,他认为软实力的关键是中国自己文明的建设,中国应该形成有自信、有自尊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新文化,“只有自己内部坚强了,在国际上才有可能‘畅销’”。
前瞻十:塑造中国模式
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马丁·雅克断定,中国将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替代发展模式的范例,这可能导致西方在每个领域主导的结束:经济、政治和文化。
其实早在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就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提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这一提法至今在中外学者当中仍存在争议,中国也极力避免使用这一词汇。但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论述已经一大堆,也引起了拉美、非洲、南亚以及前苏联国家的兴趣。经过金融危机,中国模式似乎散发出了更大的魅力,成为新的热门。
“中国模式可以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对外展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吸引力,但中国决不会将它强加于人。”黄星原这样告诉记者。潘维也如此认为:“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模式优越性的神话,中国是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这使中国模式变得诱人起来。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文化体系和政治观念都还不是很成熟,这个时候拿到世界各地去‘卖’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的主流价值体系建立起来,坚强起来,自然就能‘卖’得出去了。所以,现阶段可以展示,但不能去输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则十分看好中国模式:“美国模式因为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掠夺式的发展模式,主要靠掠夺他国的财富和资源发展,中国是靠自身创造财富,和其它国家是平等地贸易交流,互通有无,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
新加坡南亚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伊夫特卡尔·乔杜里曾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分析至今,认为中国的世界观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和平发展”,只是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一直在对其战术姿态进行微调。
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中国的对外政策好似一条慢慢且蜿蜒流淌着的河流。因此,它不会突然改变方向。中国巨龙的情绪虽时有变化,但有一条脉络可循。如果世界希望在未来几十年里接纳中国并与之接触的话,就必须清楚这一点。”
资料:中国外交下一步
陈向阳
胡锦涛主席今年夏天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会上深刻阐述了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与中国对外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断、新归纳、新提法、新论述。
关于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胡锦涛强调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这四个“力”兼顾了物质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发展与充实了综合国力思想。
国际金融危机使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论断上,胡锦涛的讲话既乐观又谨慎,更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增长与关切。
胡锦涛说,本世纪头20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同时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说明,一方面,我们应更加强调机遇意识和对机遇与挑战的辩证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对机遇与挑战、成就与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
关于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胡锦涛明确归纳了两大重点:一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交工作要把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为重要任务,二是强调外交为国家安全与主权统一服务,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我国周边稳定大局。
关于外交总体布局。五年前举行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四个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胡锦涛的讲话升华与发展了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思想,对大国外交强调“运筹”,对周边外交强调“构筑地缘战略依托”,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强调“巩固基础”,对多边外交强调“积极开展”。
此外,胡锦涛在讲话中还首次明确提出了“领域外交”,即针对全球化引发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与功能领域,如金融危机、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不断增进中国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