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把明朝万历年间想象成“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的年代。其实，在万历年间，几乎人人都想到城里去，在道路上行走的人越来越多。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1577年，明万历五年。浙江临海的生员王士性考中了进士，那一年，他31岁。

　　此前四年，王士性在万历元年即1573年考中了举人。但是，在第二年赴京城参加的礼部考试中，他没能进士及第。落了榜，回到浙江老家，他排遣郁闷的方式是游览家乡的名山大川，把金华和温州的名胜走了个遍。然后，再回到家中，苦读三年。

　　这一次，他终于中榜了，他有了功名，可以有个仕途前程了。第二年，朝廷的任命派下来：他被授予河南确山县县令。1578年的4月，王士性辞别故里，踏上了前往河南赴任的旅程。

　　走在帝国的驿道上

　　从浙江临海到河南确山，一千多公里路，王士性要走国家修建的驿道——当时中国的主要交通干线由国家驿道构成。从一份1587年的明代驿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临海到确山的大致路线。王士性从临海出发，过宁海、奉化到宁波，再经绍兴，先到达杭州。王士性先在杭州尽兴游玩了一把。陪同他的，是他的好友两三人，他们从西湖的断桥走到孤山到岳庙、苏堤再到南高峰、虎跑、飞来峰、灵隐寺，又趁着月光乘船来到湖心亭。想来这游程不是一天能完成，而且在那个年代，旅游事业远不如今天这样普及，游人还没有成灾。王士性一行吟诗、把酒、乘船、赏月，完全一副文人派头。

　　在杭州停留数日后，王士性再度上路，这回，他要坐船了。

　　走水路，也是明朝帝国交通驿道系统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南方地区。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是驿路的首选，因为这种走法最平稳舒适省力。当然，如果有了急事，比如发生紧急军情，还是只能靠陆路的快马。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在元朝时曾经被弃用，那时人们改由走海路来运漕粮，到了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决定还是启用大运河来运粮，这条人工水道又被疏通，它既是货运的大动脉，也是人员往来的驿道，沿河边大约每隔三四十公里，就设有一个驿站。在苏州以南，河上还通行夜船，夜间睡不着的旅客们高谈阔论，有时船上热闹得像是酒楼茶肆。

　　在1488年，有43名朝鲜人海上遭遇暴风雨，漂流到浙江台州的海岸边，被当地政府官员发现救起，决定把这些外国人经驿道送到北京去，再从那里送回朝鲜。这些朝鲜人也是走大运河，他们从宁波就上了船。从这批朝鲜人的首领崔溥后来留下的日记中，可以体验到当年旅行在这段驿路上是怎样的感受。崔溥写道，大运河是开凿一系列的人工河渠把自然河道勾连起来，既要控制水位不致运粮船搁浅，又要尽量省工，所以需要工程设计人员的极高智能。在有的河段，会遇上很强的逆流急滩，比如他们在过徐州洪时，船是在动用了上百名纤夫后才拉上去的，还有一段急滩，是在吕梁洪，动用了十头一组的牛队来牵引。

　　王士性坐的船有没有让上百名纤夫来拉，他的游记中没有记载。他后来写过好几本游记，都是极精彩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之作，但是对于他的这一趟远行，他没有记下确切路线，我们只能大致猜测出来。

　　王士性应该是一路北上坐船到了南京后，上岸掉头西行。他再次走陆路的驿道，进入安徽，可能要经过凤阳府，然后进入河南。确山位于河南的南部，但是王士性很可能是先到了开封，再南下到确山的，这样虽然绕一点路，但是驿路比较通畅，从确山再往南的驿路，图上画的都是虚线了，估计很不好走。

　　这段路，王士性约走了一个来月。以今天的公路里程计，约为1100公里，平均每天走三四十公里。这样的速度是一个中等的速度，以当年朝鲜人的行进速度，是日均40多公里。而更早一点，一个从西北入境的波斯使团在明朝驿路上的行进速度，是日均30公里。对比当年奥古斯丁时期的罗马帝国，那时的人们认为日行45公里是个合理的速度。

　　这样的行进速度，应该不是步行。王士性在陆路驿道上应该是用马的。至于是乘马车还是骑马，要看道路情况。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非常大的可能，他可以乘轿子，至少在南方平原地区的时候可以。这又涉及到明朝驿站制度中对于官员等级待遇的规定，在下文中我们会详述。

　　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士性去河南赴任的路上，只在杭州停留玩了一把，其余时间没敢耽搁。在明朝的驿站制度中，对于行进速度是有规定的，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人没有赶到，护送的官员要吃板子。朝鲜人崔溥的日记中就屡屡提到这一点，为了赶时限，有时候风雨交加也得上路。而王士性，毕竟是去赴任的，玩得太久了也不好。

　　行者无禁忌

　　去河南，并不是王士性第一次出远门。在此前，王士性已经两次赴北京参加科考。本来，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主张，最好这个帝国的人民都安居乐业，自给自足，不要出门。在洪武年间，一个人的自由旅行里程只有100里，如果出这个范围，要领通行证。无证通行的人要处以80杖刑。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在帝国大路上行走的人却越来越多。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有一本记述全国道路的《寰宇通衢书》，那里记载的水陆国道，以南京为中心，向东最远到辽东，3944里，向西最远到四川的松潘卫，5560里，向南最远到广东崖州，水陆兼行6655里，向北最远到北平大宁卫，水陆兼行为4245里。明初时，全国道路纵为10900里，横为11750里。

　　那时的驿路，主要是为国家递送信息和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元朝时，蒙古人用驿传系统来维护它幅员广大的帝国，明朝建国时把这套系统继承了下来。洪武时期全国的驿站有1936个，但随后的两百年，国家越来越担负不起这套系统的开支，有近半的驿站被撤销了。

　　但是在这个国家里，出门远行的人却越来越多。奔走在帝国大道上的，是这样几类人：赶考的学子；钦差与外放的官员；跟随主人调动的幕僚们和到各地衙门找工作“打秋风”的清客；贩运商品的行商；送信的信使；最后一类，就是外出进香和游山玩水的旅游者。

　　这个时候，驿站虽然在裁并，但民营的商业化铺舍和客店却发展得蓬勃兴旺，民间的交通服务也越来越发达。只要肯出钱，你可以租到各种速度的马，各种质量的船，买到各种层次的服务。

　　本来在明朝初年，即使贵为官员，出门也只能骑马，不能坐轿，朝廷对于什么样的人出行时坐什么交通工具都有明文规定，连马鞍的颜色都是有限制的，而普通百姓只能步行。但到了万历年以后，这些规定渐渐全被冲破，万历年之前，三品官就可以坐轿了，后来大小官员一律坐轿了，只要你出钱雇得起。到了万历年间，不光是官员，就是举人、监生、生员，出门赶考也乘轿，只要家里有钱——做家长的都爱惜孩子，与今天人们用小汽车送学子上大学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情势上说，王士性从浙江到河南去赴任，就算是七品芝麻官，出门先乘轿子到杭州再换船，也是顺理成章的。不过，王士性后来的旅途就没这样舒服了——他后来的足迹踏遍当时中国两京十三省中的两京十二省，大多数是要在崎岖的险要山隘间行走，能骑马就算不错了。

　　与徐霞客“不分伯仲”

　　王士性在河南确山当了三年县令。这三年里，他认真做官，也出了些政绩。三年期满时，按例有休假，于是，他按捺不住心痒，先把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等游历一番。后来，朝廷调他入京在礼部当给事中，他又当了三年京官，余暇时少不了又把京师考察一番。万历十六年，王士性被派往四川出任典试官，主持当地的考选。这一趟远差，让王士性饱尝了“蜀道难”的滋味，从京城走到成都，他和一名同僚边走边观赏，走了整整80天。

　　这次入蜀，王士性走的是陈仓古道。他从华北平原入黄土高原，一路走到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所在，即今天的宝鸡，开始进入栈道。宝鸡到成都，这条“连云栈道”自古是汉中通往四川的要道，又以天险著称，经凤县—松林驿—金牛驿—广元—潼川—新都，王士性从七月初四走到八月初二才到成都。从小从诗书中，就没少读到过古栈道，这回亲历一遍，王士性真正过了一把瘾。他的入蜀记后来收在他的《五岳游草》中，他在文中感叹说：人们说起栈道都说在川，其实是在陕，因为原来的汉中之地，旧日是属于蜀国的。而且，今天的栈道，也早不同当年，在宽敞的地段，都可以通二轿四马了！

　　待到主持完成都的考试，王士性去爬了峨嵋，又到了重庆，直奔三峡。出了三峡再往东走，他到了江西的庐山。这一趟差出的，路走了有千山万水。

　　与后来稍晚一点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不同，王士性的出游都属于“宦游”，公费旅游。就在他人还在江西时，接到朝廷的命令，改任广西参议，于是他又进湖北，由汉阳入湘，从湖南再进入广东、广西。后来，他又当了几年云南臬副使，西南几省就走遍了。

　　看来，在明朝，旅行最远的的人应属是官员。朝廷一个命令下来，常常就是跋涉千里的调动，这种旅途劳顿，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应该是相当辛苦的。1589年的时候，43岁的王士性在南行的路上，对着镜子一看大吃一惊，不禁喟叹自己风尘奔波，怎么华发星疏老得这么快。但是，一到了山水之中，王士性便豪情万丈。

　　《俯察大地——王士性传》的作者徐建春说，王士性虽生性勤谨，却也不无懒散。平时不修边幅，在诗文中常有厌烦世务向往山林清幽的情绪。或许，比起在衙门里当官，他更想过“遥从马首觅青山”的生活。最终，他走遍了全国除福建外所有的省份。

　　有后人评价王士性说，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他当官不能说当得不认真，但是他写地理文章才写得更认真，可以说写得呕心沥血。在明朝当官的人中，一辈子奉令跋山涉水的一定很多，但像王士性这样，一路上兴致勃勃考察山水和人情，并写下精彩地理学著作的官员，只有他一个。

　　而且，他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人文。比如，他在浙江行走时，就有段议论：杭嘉湖平原上的人，水系发达，又通商贾，非常富裕，所以风尚奢侈；而金华衢州一带，地处山区，民风刚烈又轻犯刑法，但生活俭素；到了温州宁波，海滨之民百死一生，有海利为生不甚穷，风尚就在奢俭之间了。

　　他以不同地理环境来分析人群的特点，这在今天看来不稀奇，但在四五百年前，在中国地理学中是先驱之作。他写的游记，举凡历史掌故、兵家要地、自然资源无所不考，他已经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原来在雍、冀、河、洛，现在反以东南为盛，实现了从北向南的转移……或者说，王士性这个人，更适合的不是当个地方官或京都的言官，而是当地理学家。400多年后，当代中国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称赞王士性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与徐霞客“在伯仲之间”。徐霞客在自然地理上略强于王士性，而王在人文地理上胜徐一筹。

　　晚明年间的全民纵乐

　　徐霞客比王士性晚生41年，是江苏江阴人，说起来与王士性的家乡不算太远。徐霞客同王士性一样，也生在江南官宦之家，也自幼喜爱游历。不同的是，徐霞客没有考取功名，他走的是一条布衣旅游的路，用今天的话说，是更纯粹意义上的“驴友”。

　　既是同时代人，徐霞客当然听说过王士性。他们走的很多地方，也是重合的。有人就在《徐霞客游记》中发现，有两处提到过王士性的早先形迹。

　　在明朝末年，社会中的旅游——不为官差，不为贩货，也不为赶考，就是为了出来寻乐——风气之兴盛，可能超出我们今人的想象。当然，这里旅游的主体，还是文人墨客和官员。根据台湾学者巫仁恕的研究，晚明时不仅社会上相当于旅游攻略的旅游手册类的书籍大量刊行，而且交通工具和食宿提供都日益商业化，导游成为职业，甚至出现今天旅游套餐类的服务项目，你只要出钱，出行、食宿、娱乐一条龙服务。

　　王士性在游西湖时，注意到当地居民以旅游业为生，分工细致，已经相当专业化了。当地官员对他们时有禁止，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是，王士性说道，那些打鱼的、划船的、唱戏的、卖酒的等等人，不让他们做这些，他们不就更要失业了吗？

　　像王士性这样的官员有“宦游”，下层的文人就有“士游”。“士游”的主力军就是待考取功名的生员们。有一位叫黄省曾的生员，为了游西湖，甚至不惜耽误进京赶考的日程。士大夫们一边聚会，一边写游记，流传开去，这就是日后许多名胜风景地，特别是江南一带的名胜的由来。

　　比如晚明时的张岱，在出游之前会先发个贴：每次有一个人主持，要备小船、坐垫、茶点、杯盏、薪米之类，每人要带一套餐具两个小菜，“游无定所，出无常期，客无限数”，对于饮食是相当讲究了。每次聚会，酒不可少，还要带上奴仆伺候，“游者鼓吹间作，丝肉杂陈，亦有以火花烟爆佐之者”，甚至招来妓女、戏子，同欢同醉。这番情景，其奢华直逼南京的秦淮河。

　　旅游是要花钱的。所以当时的人们也是最喜欢官费旅游。一位叫做归庄的人指出：一般文士旅游分三种：“因人之游”“做客之游”和“独往之游”，前两种都不用自己花钱，因为做官的旅游时，特别喜欢找文人墨客做伴，当然也就支付了文人们的旅费。而且当官的出门，还可以支派公家的夫役。

　　士大夫的风尚影响到社会的整个风气。渐渐地，旅游这种时尚，就向社会的下层民众蔓延。既然去偏远的名山大川不那么容易，巫仁恕指出，晚明时许多大城市附近的风景区，也成为一般大众聚集旅游的胜地，比如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在西直门外的“西湖”和高粱桥，明朝文人袁宏道曾描写高粱桥“当春盛时，城中士女云集，缙绅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

　　老百姓来太多了，士大夫们就烦了，他们有意识地选择避开大众旅游的时间，拉开与普通人的距离。一位叫李流芳的文人说，游苏洲的虎丘，“独不宜于游人杂沓之时，”所以最佳时间是在半夜。

　　当盛景成为旧梦

　　王士性49岁时，皇帝想提拔他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河南巡抚。王士性竟然坚辞不受。他或许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但把皇帝搞得很是不快，觉得王士性是在做秀，于是又给他调任了一个闲官，派到南京去当鸿胪寺少卿，只是负责一些宴会礼仪，况且南京又只是个陪都。王士性明白，自己的官已经当到头了。

　　这时候，王士性也感到，自己已经体力衰退走不动了，正好该坐下来整理他的地理著述。他从到南京的第二年开始写，写了一年，《广志绎》写成，还没能刊印出来，就猝然去世，终年52岁。

　　这一年，正是1598年，大明朝的兴盛到了极点，悄悄开始显露败像。再过7年，推翻了明王朝的李自成就将出生，而他日后开始造反，就是从政府裁并驿站，他丢了驿卒的工作开始的。在北方，1598年之后的三年，努尔哈赤建立起他满洲八旗的头四个旗。再过43年，满清的铁骑就踏进了北京的紫禁城。

　　所有的这一切，王士性都没有看到。但是他的许多故旧好友和家人后代们都看到了，在王朝更替山河破碎的日子里，文人士绅们伤感地回想明末那些纸醉金迷的繁华之夜，就像一个隔世的旧梦。他们中不少人坚持认为，明朝的灭亡，这种“堕落”的生活是主要原因。

　　只有再过四百年，人们才能平心静气地重新打量这段日子，客观地分析，人的欲望与经济的发展，能给一个社会带来什么，不能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