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东还意识到，原来，以往每月一次的小区大扫除和每年两次的小区聚会，自己家总是缺席的。过去几年中，自己家应该包干的草地都是别人主动帮着割的，甚至“都没有人含蓄地提醒过”。

　　有人说：“这样好啊，割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可是入乡随俗啊，别忘了这里是鰯文化。”周伟东说，“文化就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并以此为荣。”

　　他举例说，比方社区集体割草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有客人就不去了，邻居也能理解。在日本却倒过来，客人一旦发现外头有人割草，会自己起身，找个理由说：“我该走了。”

　　在周伟东看来，这种自觉和认真细致的公民文化还杜绝了腐败的可能。

　　比如，鉴于会长的记事本记载得如此细致，想要私吞会员的会费，就必须做假账，这难度非常大。

　　第一，很难逃过会计的眼睛，蒲地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一核对账目时那种认真的眼神，对任何一个要做假账的会长都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商店，哪怕私营商店，要他们开假发票也难。

　　第三，一旦败露，哪怕是一点小利，这个人就没有脸面在大集体文化的日本群体中待下去了。

　　周伟东就认识一个日本籍台湾人，因为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占了点小便宜，结果被大家知道。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法在这所大学评教授了。

　　“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一年的会长任期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学业有成的周伟东回到了国内，在广州市的东南郊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这里跟日本的“松代三丁目”社区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妻子吴晓利的印象中，刚入住的时候，“除了蚊子什么都没有”。由于治安不好，家家都装了防盗网，“远远看去就像一间间班房”。

　　更让人担忧的是，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牢笼，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不越雷池一步。“中国当下社区的状态，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吴晓利说。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她不知道同一楼层的邻居姓什么。整个社区只认识一个朋友，还是因为孩子在一起上学才认识的。

　　“如果说日本社区奉行的是鰯文化，那么中国社区又是哪种鱼呢？”有人这么问海洋研究所的周老师。

　　“很难说是哪种鱼。”周伟东沉吟道，“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必须有个高大的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吓，各自飞。”

　　这些都是周伟东的切身体会。

　　起初他和别的业主一样，也觉得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尽管周伟东觉得部分服务定价有些高，比如换个灯泡要20元，但他也觉得还能接受，最多自己装就是了。

　　到了2007年夏天，麻烦来了。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后来老业主们又发现，原先按照规划，三期的房子最高18层，结果开发商不知为何获得了新的审批，要建到23层，而且相比原先的楼距，挪近了许多。这势必影响到采光和通风。更可怕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所有的喷泉和植被，挖一个大坑，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老业主们不干了，他们开始维权。随着有传言说，“部分维权的业主被打”，这个500多户人的社区业主分成了两派。“主战派”打算通过拆工地围墙的办法阻止开发商施工；“主和派”则开始着手筹备业主委员会，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业主权益。

　　因为有在日本当自治会会长的经历，周伟东被一些筹备组成员拉去做了“顾问”。

　　不过，当这位试图移植日本社区经验的博导刚说了几个例子，几位领头的业主就打断他，都说：“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周伟东不信，他跟着筹备组的成员去敲业主的门；他塞传单请人开会；他坐在楼下守着，等待回家的业主签字。可是在很多业主脸上看到的都是“不耐烦”的表情，“好像不是为大家维权，倒像是来逼债的”。

　　此时，这位曾经的自治会会长不由得想：“在日本做件公益的事可真轻松啊。”

　　最终，主和派因为没有拿到足够的票数而没能建起业主委员会。倒是主战派取得了战果，两次拆掉了开发商建起的工地围墙。

　　这使得周伟东不得不感叹：“难道在中国维权只能通过极端的手段？”

　　很快，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不再开会，“顾问”周伟东也随之退出。“我也管不了。”他苦笑着说，“说到底，我也是那只林中鸟啊。”

　　最后，一位退休的老太太成了筹备组的“看守内阁”。“一位只是小学毕业的老太太。”博导周伟东强调说。

　　不光是文化差异

　　温秋华住在周伟东的楼上，他是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的11名成员之一，时常和周伟东聚在一起比较中日社区间的差异。“我觉得周老师强调的文化差异的确存在，但却不是业主委员会夭折的唯一原因。”他说。

　　作为筹备组成员，他掌握了一些周伟东并不清楚的信息：

　　一、有公益心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早在2004年，社区里3位热心的老人就试图建立业主委员会，这个由老教师、老工人、老导游组成的团队首先找到街道办事处提出筹建申请，结果街道答复，需要50%以上的业主拿出房产证原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老人们的尝试就此作罢。

　　二、随着8名年轻业主的加入，2007年，筹备小组成员增加到11人。他们再次找到街道办事处，得到同样的答复。有律师到房管局咨询得知，不知是街道办事处理解错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并不需要达到那样的苛刻条件，只要提供复印件即可。由此，筹备组很快完成了相关要求。

　　三、如果不是街道办事处只给业主两天的投票时间，业委会成员完全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因为当时只差30多票。

　　四、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是由开发商提供的。

　　温秋华有时候也问周伟东：“您别老说文化和国民性，我就想知道日本的基层政府和自治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据悉，事实上早期日本小区自治会的作用主要是为住户争取各种权利。那时，自治会需要做的多是与政府谈判之类的工作。例如为居民解决子女入托、入学等问题。但是，随着政府行政职能的细化和行政服务质量的提高，政府已经能够在自治会“争吵”之前尽量解决新入住居民的各种问题。这样，自治会的职能也开始退回到原有的“自治”领域，开始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如防卫、保洁、亲和、陈情等。在这里，自治会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服务功能，一种在政府的行政服务之外的独立服务体系。这就形成了一种政府与自治会同时从不同的角度为居民服务的格局，而居民成了受益最大的主体。

　　无论是周伟东还是温秋华，他们在这一轮的尝试中都无奈地发现，不要说跟自治会相比，就连成立业委会都很困难。

　　广州因为毗邻香港而成为中国内地最早萌生业委会的城市，但有数据称，直到今天，广州城数千个楼盘中，能成立业委会的也不超过10%。

　　“我承认中国人的文化有点散。”温秋华说，“正因为如此，业主维权和成立业委会才更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不是？”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

　　周伟东所在社区发生在2007年夏天的维权故事，如今早已尘埃落定，却不失为当下中国社区环境的缩影。最终开发商做出了部分让步。一是地下停车场面积缩小到3期楼盘范围以内，二是物业费只涨到每平米一块钱。

　　只是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武力拆墙的成果，还是业主们试图成立业委会的震慑作用。

　　在周伟东看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趁着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机成立业委会，“如今再想搞就更难了”。

　　据了解，尽管后来新建的地下停车场缩小了面积，但是一期二期的部分住宅楼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陷。直到今天，你仍能看见某些单元门口装饰用的水泥柱歪歪斜斜。

　　“那时候真是人心惶惶啊。”周伟东说。有人甚至打算赶紧卖掉房子搬走，但同时又不愿意求助新闻媒体，“因为怕风声传出去，问题没解决，房子卖不掉了”。

　　“还是那个只想着自己的老毛病。”实际上，周伟东在网上贴出那些十多年前旧事的目的，也是想引发国人的思考，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兼顾到他人以及大家共同的利益。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周伟东说。在筹备业委会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并没有真的为公益尽最大的力量，因为对自己来说，每平方米1.2元的物业费并没有像给下岗的邻居那样造成难以负担的沉重。另外，知识分子的“清高”，又让他在某些事情上懒得管。包括对那位老太太的态度，“我常说她小学毕业，好像她学问不高，但我自己却没有她那种非凡的勇气。”

　　如今，每次见到那位有着公益思想的老太太，周伟东不由得会想起在日本他居住的社区边，常看到水田里的萤火虫。“一只萤火虫并不起眼，但一群萤火虫却有漫天的绮丽光彩。”

　　这位曾经的日本小区自治会会长有时也会趴在自己广州家里的阳台上，想象着，“要是萤火虫再多一点，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