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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粮票取消:政府资金拮据粮食收购打白条

1993年粮票取消:政府资金拮据粮食收购打白条
  1993年5月10日是北京取消粮油票第一天,北京市朝阳区西石门粮店和往日一样平静。资料图片/新华社

  1993年,粮票被取消了。

  计划经济时代渐行渐远,并不等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帆风顺。1992年市场经济目标甫一确立,人们就发现大量的非市场力量以更加强大的手段进入了经济生活。

  粮票取消了,但农民遭到新的“白条”的束缚;市场正名了,但经济遭到新的权力的操纵。经济学家魏杰当年有一个著名论断:1993年出现“通货膨胀”,实质上是“通货腐败”。大量“官倒”炒房地产、炒股票、炒期货,是比“物资倒爷”破坏性更大的“货币倒爷”。

  “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是1993年的一个历史隐喻。作为全面迈进市场经济的第一年,各种组织似乎都还更习惯于用旧的控制农民的方式去控制新的社会。“马家军旋风”因此一度辉煌至极;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也因此一度被查禁,他被指责为“仍以农民的观点看待大城市里发生的一切”。

  当然,新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阻挡。1993年,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因“家长制”色彩过浓倒台了;国家行政人员也开始脱离乡土气息,换上公务员衣装;走得更远的人则在迈向国际社会,尽管北京人在纽约的生活很没落,尽管中国人在蒙特卡洛的申奥很失败……

  1993年,新旧时代交替的痕迹特别明显。

  当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代表委员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

  告别粮票,从1992年4月1日就开始了,当时国家同时提高粮食的定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基本上实现了购销同价,在此基础上,各地陆续开始放开粮价、取消粮票。1955年出现的粮票,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1993年市场经济目标刚刚确立,以至于经济形势在接续1992年的兴奋时出现了通货膨胀。到1993年岁末,市场粮价直线上升,由南至北,迅速升温,优质米的价格普遍上涨1.1-2.0元/公斤,普通大米价格也上涨0.8-1.0元/公斤,其他粮食的价格也相应上涨。

  这种特殊的民生背景,恰逢1993年对毛泽东诞生100周年的特殊纪念。历史记忆与怀旧情绪一起发酵,酝酿、膨胀成了一种在前进中甩不开的复杂社会心理。

  粮票取消了,“白条”出现了

  1993年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9128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为什么粮价还会上涨呢?

  “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时国内贸易部经济研究中心孟黎加刊文分析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1992年粮食收购期间大量的“白条”,让粮农辛苦了一年后收入无法兑现,导致粮农种粮售粮的积极性下降。

  比定价低让农民感受更深的是“打白条”。1993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再“吃粮票”的代表委员中,就有不少人提出“农业危机”的说法,说农民有许多苦衷。因为1992年下半年来的6个月中,大量资金拮据的地方政府给农民“打白条”,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不满情绪。全国两会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于3月19日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

  国务院明文规定,农民负担的费用每年必须控制在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但《人民日报》却发现:益阳地区的农民1992年人均纯收入为646元,调查结果表明,农民负担人均为62.96元,占收入的9.75%,超过农民当年纯收入增长幅度的5.4个百分点。

  “这是怎样一个不等式!”《人民日报》呼吁“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并分析说“打白条”现象的重要原因是“集资摊派繁多”。例如,宁乡县东湖塘乡1992年建中心小学共投资90多万元,其中60多万元贷款和利息全部摊派到农民头上,人均50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6%。

  当时,“人民的事业人民办”成为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政府部门和干部常常拿它做理由向农民收钱、派工;农民则抱怨说:“办不尽用之于民的事,收不完取之于民的钱。”

  站在农民的立场看问题,让粮票退出历史的方式并不光彩,因为取代粮票的一度是对农民更加苛刻的“白条”。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惨痛教训。

  “白条”欠了钱,钱又贬了值

  给农民“打白条”,是因为政策性的收粮资金不够,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后,全国上上下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冒出了无数个“新摊子”、“新项目”。银行里的钱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

  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700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31%左右。这其中,大量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转移或拆借。据26个省市统计,从1992年初到1993年春,农村向县以上城市工业部门流出资金额高达524亿元。但是,到了农副产品收购旺季,资金却不能及时回笼,这是“打白条”现象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打白条”现象的背后,又是整个宏观经济的通胀格局。

  北京市5月10日宣布取消粮票后5天,国家即上调银行利率1.19个百分点,显示中央对通货膨胀的危险的强烈警惕。手拎“菜篮子”的城市居民发现,高档进口家电一夜间上涨了千余元,国产洗衣机和其他家电价格也以20%、30%的涨幅往上蹿。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一季度上涨了15.7%。在“打白条”欠农民钱的同时,老百姓又感觉到手里的钱贬了值。

  进入6月,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越来越严重。江泽民总书记6月2日在讲话中的用词是“萌芽状态”,15日改称“矛盾和问题”,19日则进一步强调“突出矛盾和问题”。朱镕基副总理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鲜离职。银行开始把发放出去的贷款收回来。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本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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