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凌·开幕式执勤武警

　　“观众越兴奋，我们就越要警惕”

　　“我们都身着统一的春秋长服，又不能乱动，衣服全部汗透了。幸好出门前都喝了霍香正气水”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能够亲临奥运开幕式现场本是普通百姓所羡慕的，但到了现场却要背对演出，并在大家兴奋激动时保持高度警惕，这份工作绝非普通人能胜任。

　　24岁的武警战士阿凌，以及他的战友，去年8月8日那晚，正是背对着那场世界瞩目的奥运盛会，度过了一个既难忘，又平常的执勤日。

　　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朴实而腼腆：“真的没有太多感觉，奥运执勤只是一项平常但重要的任务。”阿凌所在的部队有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奥运安保部队。

　　整个开幕式都背对舞台

　　8月8日下午4点，阿凌跟他的战友就到达了“鸟巢”，当时天气很热，里面的人也不多，有的战士笔直地站在散热口附近，“都身着统一的春秋长服，又不能乱动，衣服全部汗透了。幸好出门前都喝了霍香正气水。”

　　让一些战士感到遗憾的是，在盛大的开幕式当中，虽然身处现场，但他们却不能尽情欣赏演出，只能偶尔斜视着撇上几眼，“一律背向舞台，眼睛不允许脱离观众席。大家只能听到声音，奥运点火时可以感觉到，但是还是不能看。”相比背向舞台的战士，作为巡视员的阿凌还算幸运，偶尔还可以“瞟两眼节目”，但是“观众越兴奋，我们就越要警惕”。

　　尽管当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回想起当时执勤的状态，阿凌觉得还是有些紧张。“不过，越往后越轻松，尤其是到了残奥会的时候。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更应该保持警惕。”直到比赛全部结束，阿凌和他的战友才彻底松了口气。

　　也有有惊无险的时候

　　阿凌所带领的武警小分队负责“鸟巢”的东侧区域，任务除了日常执勤巡逻外，还为施放烟花等表演活动建立或者封闭一些通道，偶尔也与志愿者或其他武警部门沟通协调。

　　也有过有惊无险的时候，回忆起当时执勤的情况。阿凌说，当时也发生过可疑的事情，记得一位游客把一个很新的电脑包放在垃圾桶盖上，然后就径直离开了。哨兵发现情况后马上报告，最后发现这只是个空包，虚惊一场。“发现可疑的人，我们一般不会惊动，而是跟着观察。”

　　这些“看似平常”的工作，早在2007年上半年，中国安保部门便开始展开了。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首次，奥运安保工作对于中国同样无太多现成的经验可循。“说实在的，并没有专家来给我们培训过有关奥运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先设想可能出现的状况，再通过训练来应对。”阿凌的语气和缓而稳重，他告诉本报记者，家人经常打电话过来，叮嘱自己要小心，因为他们从电视上看到海外发生“抢火炬”的新闻，就很担心，“开始我认为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想想，这种事情不好说，一旦发生了就很麻烦，不过我们都有应对预案”。

　　他成了“有故事的人”

　　阿凌也是一名体育爱好者，记得2001年高中刚毕业时，当听到申奥成功的消息时“非常激动”。阿凌更没想到7年后自己可以以“参与者”的角色融入到这场盛事中。“去年圣火传递出事情的时候，我就特别遗憾自己不能在现场保卫，军人的天性还是希望有所作为吧。”阿凌语气恳切。

　　而之后的8月8日，阿凌完成了一个心愿：守护在圣火旁，见证北京奥运的开始。从这一天下午4点迎接观众进场到次日凌晨1点半观众散去，近10个小时中，阿凌和他的战友们都保持着高度警惕。

　　采访中，阿凌的语气始终平静舒缓。只是在谈到保护北京火炬传递过程中看见了姚明时，这个腼腆的小伙子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澎湃了一把”。

　　在他看来，奥运让他变成了“有故事的人”。

　　董建·奥运狂热分子

　　“八年醒来一场梦”

　　“有时候，我也想找一份踏实的工作，毕竟自己这么些年挺亏欠家里人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我给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第一个小节打80分，第二、第三、第四分别打50分、60分、60分。我追求完美，所以我不觉得奥运会开幕式无与伦比。”在中国人民大学最近举办的一次后奥运艺术与创意高层研讨会上，一个留着平头，衣着随意的男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的语速不快，语气平缓却有力。

　　他叫董建，而当大家问起“董建是谁？”他会毫不避讳的表示：“我是一名奥运狂热分子，烧到39度。”

　　八年一场奥运梦

　　2000年，身为球迷的董建因机缘巧合和几个朋友合作了一首足球歌曲《燃烧你的梦想》，这年的5月被《北京青年报》当作申奥素材报道，题为“小董和老谋子叫板，要拍申奥宣传片”。就此，他辞掉工作，开始追寻囤积心底多年的“奥运梦”。

　　见面时，董建随身携带着《国际先驱导报》过去的奥运报道，随意谈论起报道中他所认识的人，并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眼中与奥运有关的“有意思的人”。

　　就身份而言，董建是奥运开幕式创意、吉祥物、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和城市雕塑、奥运歌曲应征作者，组织过十几次有关开幕式创意和奥运歌曲创作的座谈会，并作为主要参与者创作了《我来了》、《精卫填海》、《鸟巢梦》等奥运歌曲，而他的最大期望则是“在《精卫填海》的伴奏下，能让奥运圣火点燃在鸟巢最高处。”

　　只是“小董”还是叫板不过“老谋子”，他八年来的奥运心血似乎没得到奥运“主流班子”的认可。自认“悲剧色彩比较浓”的董建，自然觉得跟“奥运组织者们”的气场不合，“奥运会要热热闹闹歌舞升平，我却常常拘泥在那些有悲剧色彩的神话当中。”

　　一直把奥运当成自己的梦想和理想，结果所有的努力似乎付诸东流，“好像八年醒来一场梦，这让我那一阵子十分萎靡。”一边说，董建一边望向远方。

　　去年8月8日当天，董建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跑到一位熟识的研究神话的老师家看开幕式。

　　有些荒诞但又很真实

　　董建的故事听起来有点荒诞，但表现在他身上又那么恰如其分。

　　2000年，董建恰巧听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老师的讲座，里面提到“精卫填海”的悲剧精神。精卫的那股力量引起了董建的强烈共鸣，之后他特意去神话发源地山西长子县发鸠山考察了精卫传说。在董建眼中，精卫似乎印证了“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奥运精神。

　　于是，在奥运吉祥物征集时，他拽上两个美院的学生跑去海边“找灵感”，还专程联系了“鸟巢”的美术顾问艾未未，只可惜后者非常“不客气”地评价了他们的创作。

　　为了给《精卫填海》谱曲，董建也费了老大的气力。他去找过郭峰，但觉得人家“不了解精卫的精神，没这种感觉”；他在演唱会的后门等刘欢，守在人家大吉普车旁边，毕恭毕敬地递上自己的作品……“刘欢后来都记得我了，说怎么又来啦？”董建笑着说：“可惜最后还是没谱。”

　　“这些年挺亏欠家人的”

　　有谱的事情倒也办成了一件。

　　2006年春节时开始征集奥运志愿歌曲，一个玩摇滚的朋友召集了一大帮子人在一个酒吧召开“座谈会”，“有一个叫陈元的音乐人。他说‘我来了，我没准备什么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但我带来了一颗火热的心。’主持人一听，就说‘干脆拿我来了开头吧。’”董建回忆道。

　　为了写歌词，董建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个叫杜大卫的志愿者，是斯里兰卡佛学院的一名教师，说了句“尽我所能”；一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志愿者，提议应该有实实在在的态度；还有一个叫杨培显的涉外宾馆的厨师长，爱好写作，写了好些合唱的歌词……这样搜集下来的创意很多，董建最后的歌单上词作者就达到11位之多。

　　后来就是为歌词寻找作曲者。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奥运志愿歌曲《我来了》最后成功出炉。

　　八年的故事在董建看来仍历历在目，虽然夹带着一些遗憾、一些委屈，但他仍然为体育痴狂着。如今董建正在继续自己的足球梦想——拍一部足球纪录电影。语气中充满激昂和豪情，但他又降低音调若有所思地说：“有时候，我也想找一份踏实的工作，毕竟自己这么些年挺亏欠家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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