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63.54%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实力增强是崛起的最大优势

　　(见图五)

　　中国之崛起固然艰难，但危难往往与机遇并存。“辩证地看，‘中国崛起’的优势条件有哪些(多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63.54%的人选择的是“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55.45%的人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43.19%的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34.35%的人认为需要“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在受访者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崛起当之无愧的首要“助推器”。一位署名“小白兔”的人民论坛网网友留言：“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强大起来，就无法应对崛起中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英国《金融时报》有评论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强国。即使考虑到(经济增长)出现中断的情况，中国的经济趋势仍表明，中国肯定将在21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候，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中国成功经受住了去年全球金融风暴的考验，这无疑更坚定了上述观点”。

　　在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受访者看来也是中国崛起的强大优势，这体现了民众对中华民族伟大传统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认可与支持。针对这一问题，有专家指出，中国崛起的有利条件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即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来自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而对党和政府的认同，首先应来自对其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信任感，对其主张的国家整体利益能够保障个人利益的信任感；来自不同阶层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这种认同下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人民才愿意与执政为民的政府患难与共。

　　6　70.09%的受访者对中国崛起、民族复兴满怀信心

　　(见图六)

　　那么，公众到底“对‘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看到，35.81%的人选择的是“非常有信心”，34.28%的人表示“有信心”，13.29%的人选择“不确定”，8.86%的人选择“信心不足”，而仅有8.60%的人选择“没有信心”。从累计百分比来看，对“中国崛起”表示有信心的受访民众达到了70.09%。一位署名“叶清弦”的人民论坛网网友留言：中国的成长与崛起完全是内生式的，靠着中国人民自己的艰辛和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虽然我们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我对国家和民族实现更大的辉煌充满了信心。

　　对于民众信心的根源，专家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出，中国崛起是惠及世界的“最不寻常”的奇迹。他说：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经济改革带来收入的提高，同时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力量更充分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给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相信，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将是一个更美好、更和谐的世界。

　　(执笔：孙墨笛 高源)

　　直面挑战，化“多难”为“兴邦”

　　郑杭生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各种特有的挑战

　　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这一鲜明特点，近年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一方面是连续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吸引世界目光的“中国经验”，令全球炎黄子孙振奋的“中国崛起”，以及让人目不暇接的 “中国面貌”等等；另一方面是牵动中国人民心弦的各类挑战，除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威胁全球的金融危机等之外，还有令人震撼至深的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不久前发生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结果，它们都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给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同时，这两起事件的迅速平息表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不得人心，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的结果。这确实印证了中国古语“多难兴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中国要崛起、要复兴，“多难”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克服“多难”才能崛起和复兴。

　　我国面临“人类共同困境”和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两类挑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人类困境”的挑战，一类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特有的挑战。

　　“人类困境”这个术语，出现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之一，就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短短的时间内，造成192人死亡，1721人受伤(7月15日公布的数字)，充分暴露了这一恐怖犯罪事件的突发性、犯罪分子的残暴性、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今后，可能还会有人们如今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出现。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连的特殊挑战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简称“六大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利益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地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某几种挑战的表现。

　　这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会培育、制造、转移某些“人类困境”。例如将恐怖活动加之于中国，也会抓住国内应对特殊挑战中某些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东西，加以利用。这次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有这样“恐怖培育”、“恐怖转移”、“恐怖制造”的特征，其中也有利用某种借口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不可告人的伎俩。这说明，上述两类挑战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今后，境内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切他们认为可利用的事件，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利用恐怖手段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些国家，开始为了某种目的制造事端，后来却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该是他们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在提高

　　迄今为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我们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都能直面上述两类挑战，善于把握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善于把坏事转变为好事，通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使我国社会享受多年社会稳定的“红利”，现在看来，这是我国奇迹般发展的首要的必要条件。

　　在应对像SARS、甲型H1N1流感、恐怖主义、民族认同问题、文化认同困难等这类由新型风险构成的“人类困境”中，中国的表现是上乘的。在应对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与别的国家相比，我国也是很有特点和充满信心的。在应对去年拉萨“3·14”事件，今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我们国家也是越来越成熟的。这些已经初步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潜能、生命力和优越性。

　　同样，在应对上述六大特殊挑战中，中国正在通过制度创新、价值重塑，运用共建共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抓住城市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这两大基础，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宏观和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落实到百姓的感受之中。正是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努力，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才能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使西方某些断言“中国崩溃”的预言家们不断地看走了眼。

　　在今后曲折的发展道路上，中国还必将面临与“人类困境”、与上述六大挑战相联系的种种风险的考验。这种种考验将促使现在还非常年轻的新型社会主义进一步成长，变得越来越成熟，将使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得以实现，这些都表明，社会稳定也和发展改革一样，不会自动到来，不会自然而然实现，而是要靠我们艰苦努力加以争取、加以维护的。

　　以理性的态度化“多难”为“兴邦”

　　要正确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我们在认识问题上采取理性的态度，在解决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所谓理性的态度，在当前主要表现在：首先，要有分析能力，即正确分析我们面对的两大类挑战、挑战的不可避免性、社会稳定对应对挑战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应对这些挑战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一、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二、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三、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其次，要有鉴别能力，即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歪曲事实真相、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要加以鉴别，避免盲信、上当受骗。其三，要有识别能力，即对各种怀疑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言论，要加以识别，避免盲从、受其误导。

　　所谓积极的态度，主要就是要积极能动地直面挑战，善于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环境，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而不是采取回避、甚至畏难等消极态度。在当前，面对犯罪分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行为及滥杀无辜的残暴性，我们在义愤填膺地声讨他们罪行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多做民族团结的事情，多做促进民族和谐的事情，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特别要避免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在事关民族团结的原则问题上，任何情绪化、图一时痛快，都是无济于事的，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