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纽约时报广场南端的8块大屏幕播放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将京剧艺术近距离呈现在纽约市民面前。本报资料图

　　那些在海外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中国人，无论他们现在的国籍是哪里，无论他们从事着何种职业，无论他们身处哪个大洲，他们每时每刻都以自己的黄皮肤感受着独特的温度。

　　事实上，他们感受到的温度，就是世界对“中国”这两个字的温度。

　　1949-1979:“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外交官就是鸭子，对国家地位是最敏感的。”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出头的吴建民刚刚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这位后来的中国驻法大使，第一次申请赴法签证时被拒签了。

　　甚至，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塞内加尔参加“西非学生总会代表大会”时，也被扣留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长达48小时，最后被遣返。“他们认为我们是来煽动造反的，是危险分子。”吴建民对本报记者说。

　　彼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新中国同时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冷遇。直到“亚非拉第三世界弟兄”令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世界”才终于开始敞开面对“中国”这两个字。

　　胜利的喜悦提前了一年———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和毛泽东会面时原本“乐观”估计，要到1972年的27届联大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三十余人的中国代表团匆忙组建，在一个月内就飞往纽约。

　　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吴妙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们抵达纽约后，所住宾馆的服务员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但你们看起来都很善良。”“那时的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孔子，有古董，饮食不错，有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女人缠小脚、男人穿马褂上。”吴妙发说，“但他们还知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文化大革命让父子成仇、教授自杀。”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批“美帝”，更批“苏修”，演讲往往非常叫座。工作之余，外交官们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散步时，人们总要向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人亲切问候，“嗨，在纽约过得还愉快吗?”那几年，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 “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不过那时，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日趋冰冻。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秘李同成对本报记者说，1975年他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时，使馆曾经试图组织一场宴会，向那些为使馆服务的“工人阶级朋友们”表示感谢，包括暖气工、水电工等等。

　　使馆准备了六十多人的丰盛食物，但最终，已经接受请柬的客人们无一前来，原因是他们接到了“上面的”命令。“其实我们私下还是挺友好的，不谈政治。”李同成说，“当然，也能感觉到，他们觉得我们弄文化大革命简直是胡来。”

　　1971年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64个，而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时，建交的国家数达到了119个。

　　 1979-1997:“和国家一起成长”

　　当周成刚坐商务舱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时，已经离开澳大利亚多年的他，还依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悉尼锯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他说。

　　新东方教育集团副总裁周成刚，1995年刚到澳大利亚留学。有一天他在公园里坐着，一个当地人从身边走过，踢了他两脚。“倒是踢得也不重。”尽管这两脚让周成刚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也“没有办法”，“可能是这地方不能坐，咱们触犯了人家的规矩吧。”

　　某种程度上，当世界接纳了开放的中国后，隐约而至的“冲突”，必然将取代初见时的热情招呼。“去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生存能力强，不可避免要抢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抬高当地房价，甚至逃税、打黑工，难免让当地人有些看法吧……有时候去租房，房东都不给中国人租!因为中国人天天烧菜，会把油烟机熏坏。” 周成刚对本报记者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世界整体上对中国建设现代化持怀疑态度。”吴建民说，“1989年后，苏东剧变，原先由于共同应付苏联而搁置的误解和偏见就大大爆发了，甚至出现了‘中国经济崩溃论’，称中国改革完蛋了。”1995年来到美国新泽西州Morristown的初二学生任贝贝的经历，或许能成为“偏见”的注脚。“我的英语老师竟然很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在中国吃不饱饭。”她说，“还有历史老师，他看了我带来的春晚录像带，居然问我说，中国的男人不是应该穿马褂的吗?”一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和爸爸一起去看望移民多年的婶婶时，婶婶居然上街买肯德基招待他们，而且说:“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我们平时都不吃，就是因为你们来了……”“她总觉得肯定比我们生活得强，听说中国有什么了都挺吃惊。”这位留学生说。

　　十几年后，当周成刚坐商务舱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时，还依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悉尼锯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他对本报记者说。

　　很多时候，这种成长意味着忍受偏见，但更多的时候，成长着的，是世界对中国的实力的认知。而正是这种“成长”的感觉，促使许多在国外的中国人，选择了回到中国。

　　任贝贝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但她依然辞去了在纽约金融公司的工作，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担任著名节目《摩天轮》的主持人。她记得2006年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中国特色的演出，她的在美国长大、只有10岁的表妹在听完《二泉映月》后拉着任贝贝大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音乐啊!”

　　 1997-2009:“我们更自信了”

　　芝加哥大学的刘旸说，在去给北京奥运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如此地爱着这面五星红旗。巴黎的留学生沈祺也说，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东一起看奥运开幕式的时候。他说:“最后在姚明举着旗出场，我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泪，但我忍住了。”

　　1965年，吴建民大使初到刚果(布)，参加反殖民主义纪念会，一下飞机就被刚果青年包围，他们高唱“昨天我们还受压迫，今天我们自由了”，令吴大使深深感动。

　　而如今，旅加作家、前非洲商务工作者陶短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非洲人已经知道“东莞”；他们甚至能区分出一件衣服是中国北方的货还是南方的货，并以此砍价。

　　刘翔熙生于1982年，他的爷爷曾经在解放战争中荣立二等功，而2000年移居美国的刘翔熙在2005年成为一名到巴格达执行任务的美军士兵。“父亲那一代人的不满还是很多的，经历过很多斗争、改造，耽误了青春。”刘翔熙在电话采访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我们是80后，物质生活丰富，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大家对中国是有认同的。”

　　所以刘翔熙就认同着汉语，他不接受父亲给他取的英文名，坚持用汉语拼音“Xiangxi”。

　　尽管有一次在一户华人家庭刘翔熙讲中文逗婴儿玩时，婴儿的妈妈竟然觉得他“‘污染’了婴儿学习纯正美语的环境”，但是，如今美国的中学里已经有中文课可以选修了，而仅仅4年前，美国中学的外语主要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学法语像是一种“品味”，而学西班牙语是因为美国有大量西班牙裔人口。“现在，美国人知道姚明、章子怡、郎朗，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任贝贝说。

　　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压下中国屹立不倒，世界对中国的观感，也由此开始一个关键的转折。而“中国制造”伴随着“中国威胁”，令海外中国人的感受也渐渐复杂起来。2008年奥运火炬在伦敦和巴黎传递时的遭遇，让很多海外的中国人都坐不住了，包括芝加哥大学生物系博士研究生刘旸。4月9日，她与几个同学特地来到旧金山，为奥运火炬的传递加油助威。

　　刘旸认为美国人也会“将心比心”。实验室的美国同学告诉她，感觉现在身边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以前有人形容的那种“激进的”、“对中国政府不满的”，或者“整天只是待在中国城的”中国人了。“他们信任我，也不会只完全相信媒体上的东西。”刘旸说。

　　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五星红旗与“雪山狮子旗”狠狠地冲撞并纠结在一起的样子。那天，面向马路，刘旸紧紧攥着国旗，站在两个藏独支持者中间回答他们的质问，关于人权、宗教、民主和自由。“我们争辩，我们因为看到美国人和藏独分子的盲目而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看我们也似乎同样如此。”

　　在巴黎索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沈祺，于是也在“战斗在法国”论坛上成立了集会筹备委员会，准备抗议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沈祺2004年来到法国。此前，沈祺认为自己在法国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一面打工，一面还在班上拿了好几门功课的第一名，“比法国人都牛”。但去年3月的事情让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10人左右的“筹委会”高效运转起来。“有的人负责和警察不断交涉；有的人负责收集资料反驳对于西藏、奥运的不公正报道；有人负责联络华人华侨界；有的人负责召集留学生；还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媒体联络，他们熬夜写通稿，用法语、英语，给法新社、美联社、《费加罗报》、《解放报》、《世界报》……”

　　最终，在4月15日，巴黎有近万人进行了集会，他们反对藏独、支持奥运、反对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形成巨大的影响。

　　沈祺也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身边的法国人，他每天晚饭时都与法国的房东夫妇讨论中国的政治和民主、西藏等问题。在萨科奇接见达赖之后，房东居然会主动跟他说:“亲爱的沈祺，我们为我们的总统感到羞耻，我们必须诚挚地向你道歉……”

　　通过工作的关系，沈祺还与曾经导演歌剧《尼克松在中国》的著名导演PeterSellers相识。在了解了沈祺现在所做的事之后，Sellers感慨地说，“中国人真的变了。”“是的，我们更自信了。”沈祺说。

　　芝加哥大学的刘旸说，在去给北京奥运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如此地爱着这面五星红旗。沈祺也说，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东一起看奥运开幕式的时候。他说:“最后在姚明举着国旗出场，我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泪，但我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