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天，巴东的水路禁航，巴东水陆客运中心门可罗雀，几名值勤的警察也显得闲适，一些要拉客到宜昌的车主在客运中心门口闲聊，而辽阔的江面上鲜见船舶停靠于巴东港。巴东，几成孤岛。

　　巴东水陆客运中心的值班工作人员给记者的解释是，连续数日停航，是“海事原因”。而经由公路进出巴东，则需要检查身份证。

　　“那是根据当时的天气状况、地质情况和有关工作的需要”，2009年6月18日，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对《新民周刊》记者称。

　　而此时，外地人抵达巴东，已很难找到投宿之地。一名餐馆老板因曾留宿过一名在巴东找不到住宿点的外地人而惴惴不安，餐馆老板将此外地人安置了一晚，睡在是他出门念书的儿子的铺上，外地人给他钱，老板也不敢收，他怕被说成是未经允许随意留宿外地人。“这样下去，巴东的形象会受影响的”，这位瘦削的老板忧心忡忡地跟记者说。

　　“当时，邓玉娇案件不单单是一个刑事案件了，上级政法机关已经从维稳角度来考虑处理邓玉娇事件，我们认为，这还是必要的，这也说明我们很重视这个事情。如果万一有什么，谁负得了责？！”在邓玉娇案落幕后，一位巴东县官员告诉本刊记者，鉴于当时巴东面临的特殊情况，“做出这样的决策，给一些民众造成一些生活的不方便，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位官员看来，就县一级的基层政府而言，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经历得不多，经验也不可能丰富，“我们肯定不可能像薄熙来他们那样处理得有能力、有那么多的智慧”。

　　5月27日凌晨，长江巴东网公布：5月26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

　　次日，长江巴东网上发布了《楚天都市报》在巴东县采访了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的新闻，这是曾担任过法院庭长的邓正兰第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知情人称，邓正兰是斡旋邓玉娇案的关键人物，也是巴东司法界的资深人士。

　　当时，包括《新民周刊》记者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尚在巴东县城。5月27日上午与晚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鹭先后两次在巴东县法院宿舍楼找到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的家，第一次，邓正兰开了条门缝，拒绝了采访；第二次，邓正兰隔着防盗门，跟他讲，“前一天，我已经向组织反映过情况了，恕不接待媒体”。

　　这段时间，消息来源的噤声，让记者毫无用武之地，闲暇时间也多了起来。5月29日下午，记者跑到长江边观人垂钓，一名垂钓者询问：你是记者吧？现在巴东已经没有外地人来了，要来的都是记者。又道：以前巴东挺好玩的，这几天不好玩了。

　　5月27日清晨，已有外地记者离开巴东。5月28日，部分媒体记者在巴东县宣传部的安排下，乘坐一艘慢船往秭归茅坪港方向行驶，作别巴东。

　　这一天是端午节，小雨霏霏，巴东街头，瓜果飘香，随处可见妇人坐在街边，扯着新鲜翠绿的粽叶，动作纯熟地包粽子，节日氛围弥漫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也不时可见正在值勤的警车呼啸而过。

　　记者在巴东县城随意走动时发现，坊间对于政府此种应急做法众说纷纭。一些县城居民清楚，这种情况与发生在野三关镇上的命案有关，但对细节的描绘则五花八门。但也有老百姓称，政府告诉他们有恐怖分子要来巴东，所以公路要检查证件。甚至有老百姓说，巴东有运毒品的人，所以水路要停航，巴东要“禁航十天”。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在邓玉娇案发地野三关镇，气氛相较巴东县城则更为紧张。5月28日，正在野三关镇采访的《财经》记者朱弢反馈的消息称，跟巴东县城差不多，野三关镇上所有的宾馆也全部“客满”，并且，每个宾馆都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负责，如果外地人想要入住，必须经过镇政府的批准。

　　在查看记者证、经过野三关镇政府的“身份确认”后，朱弢与另一位同行当晚得以入住原本“客满”的宾馆。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采访已经无法开展，包括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在内的一些相关人已经不接听手机，而无论他们去哪里，都有镇政府工作人员“热情”相随。

　　在巴东县客运站，朱弢他们已经被要求查看身份证，车站工作人员已详细登记了身份证信息。而在野三关镇上，一辆警车拦住了他们，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又登记了一次身份证信息。他们还被反复盘问，“到镇上来做什么”。后来朱弢才知道，这辆警车在他刚下车便已盯上了他，并已经跟踪了一个小时了。返回巴东县城时，他又被要求出示证件。

　　5月28日，野三关镇记者被打事件

　　5月28日，一则记者在野三关镇被打的消息迅速在媒体圈流传并得到证实。

　　《新民周刊》记者确认，当天上午11时左右，《新京报》女记者孔璞与《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正在巴东县野三关镇采访邓玉娇的外婆秦尚菊与外公张明瑶，双方聊了十几分钟后，屋里突然闯入四五个中年男人，二话不说，上来先将卫毅和孔璞的采访本扔了出去，然后他们揪起卫毅就按到墙上撞，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矮胖男人。

　　紧接着卫毅和孔璞被这群人推到屋外，这些操着当地方言的男人喊着，“你们偷偷摸摸来这里干什么的？我们这里的形象都被你们搞坏了，我们不欢迎你们！”

　　“那群陌生人拉走了卫毅，他们接着过来拖我，我不肯走，大声叫他们放手。我说，我是女生，不要把我逼成邓玉娇”，当时非常混乱，孔璞大致就这么高喊了几句，这些人果然放了手，叫她自己往外走。

　　11时50分左右，三个人押着孔璞和卫毅出山，路上，卫毅偷偷用手机拍下这些人的照片。到了一位老乡家时，孔璞想起雨伞没带，就返回秦尚菊家拿伞，卫毅等她。

　　半小时后，又来了五六个陌生人要抢卫毅的手机，卫毅不给，在试图夺回手机时，卫毅被一个身穿蓝色西装的男人按到地上，“其他人都扑了上来，场面很混乱”，卫毅的手机被该男子砸在地上，再次试图抢夺手机的卫毅，脖子也被此人掐住，“他非常用力，我都快要窒息了”，卫毅事后说。

　　另一边，在与秦老太聊了40分钟后，孔璞道别出门，秦老太突然指着外面说，来了很多人，是不是旅游的？孔璞边打手机边往外走，“一个蓝衣服女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突然夺走我手机，叫嚷着说把卡取出来。一个男子叫，刚才男的不敢打你，我们叫女的来”。

　　接下来就是手机争夺战，孔璞的手被抓伤，最后她被这些人推倒在院子的泥坑里，“秦老太太很愤怒，骂了他们，并让他们离开。这群人走的时候还自称是秦老太的孙子孙女，而秦老太表示自始至终打人的人，她一个都不认识”。接着孔璞爬山往外走，下午2时左右，她打电话报警。

　　快到公路的时候，孔璞看到卫毅红着脸站在一间民房里，“脖子上全是伤痕”。卫毅告诉孔璞，他的相机手机全部被扣下了，他没法离开，只好跟着那些人走到另一户村民家，那时，卫毅录音笔中的录音、相机中的部分照片、手机中的短信、照片和视频，都被检查并删除。

　　这些不明身份者还要求卫毅按他们的口授写一份“情况说明”，以此作为交还录音笔等物品之条件。卫毅只记得这些人强迫他承认，大意包括：没有征得秦尚菊、张明瑶家人的允许擅自来采访，没有出示相关证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保证以后未经允许不再来此地采访……此后，经卫毅多次交涉，那几人经商议，才归还他相关物品。

　　那个扣卫毅的相机的男子，其后又强迫孔璞把相机、手机及背包全部交给他检查，然后他要求孔璞出示证件和采访许可证，“我交出证件后，他表示不识字，看不懂。他们一直不准我们离开，直到警车来到”，孔璞回忆。

　　几分钟后，当地警方开着两辆警车赶到现场，民警分别对卫毅和孔璞做了询问笔录。野三关镇宣传部工作人员差不多同时赶到。卫毅回忆：民警问他，打伤他的人在哪里？此时其中一人恰好就在车外面，他指认出此人，但民警还是要求他重复描述打人者的体貌、特征。

　　5月29日晚间，《新民周刊》记者在巴东老县城的一家宾馆内见到了卫毅与孔璞，他们的神情已显得安定了一些，卫毅的颈部留有抓痕，左手中指甲翻起，带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