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6月份，又一批大学毕业生告别了校园，踏上了社会。2009年，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各大公司就开始裁减人员；而今，更有不少大公司全面冻结了2009年的招聘计划。城镇下岗职工、农村富余劳动力与高校毕业生“三股洪流”汇聚，更加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同时就业难也催生了新的变化趋势。

　　趋势之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解决就业难靠什么

　　洪成文

　　大学生就业如此之难，原因何在？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校扩招联系起来。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关。因为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对低端人才需求旺盛，而对较高层次人才需求不旺，造成较低学历者容易就业，而较高学历者难以就业。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不完善所致，表现在没有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将就业工作的责任完全放任给市场等。

　　就业难是政府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政府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全是政府的问题，但是与政府的政策连贯性有关联。因为我国实行的大学生就业政策是学生自主择业，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好比为政府解了套，大学生就业因此走上了市场化之路。政府愿意放权，学生择业自主性得到体现，双方各得其利。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连贯性问题。第一，从政府统揽大学生就业分配，到大学生完全市场化择业，缺少过渡，缺少保障。就业完全市场化，在西方国家也不多见。第二，大学生就业问题总是与社会的稳定相关。政府可以不包大学生就业，但是确保社会稳定，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当就业与稳定关联，有一个问题变得很清楚：法理上政府虽然不需要为大学生就业负责，但操作层面上却不能不顾及大学生就业问题所导致的后果。对于大学生就业来说，既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市场，也没有政府绝对的“放权”。

　　在看待大学生就业问题时，社会上有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或不稳定。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对于吸引社会关注，激发政府尽早出台政策应对挑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是否科学和理性，还需要深入分析。国际上关于失业及失业预警，有很多经验可资借鉴。1998年《国际统计年鉴》曾颁布标准，3%—4.9%为轻警区，5%—8.9%为中警区，9%—14.9%为重警区，15%以上为巨警区。这个标准是一个国家根据失业程度而判断社会潜在危险的标杆。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参照这一标准，可以预测我国当前大学生失业的预警程度。设分母为700万大学生，分子为70万失业者，那么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就落在重警区的阶段。如果大学毕业生的失业者增加到105万，那么就有可能从重警区上升到巨警区。如此分析，就业问题已经是十分严重的了。但是，要注意到我国家庭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社会文化特征的特殊性。家庭结构的特殊性，就是能够在遇到社会问题时家庭分解社会负担的意愿和能力较大。而我国社会的亲缘关系也在分担社会风险方面有较大的贡献力。因此，就我国就业预警和失业风险来看，可以适当调高这一比例。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是否严重到最危急的警戒线，还需要从多角度认真分析。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政府责任

　　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责任。但政府的责任也不是无所不包的，重点应体现在三大方面：扩大就业的总体规模、照顾特殊人群的就业以及转变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理念。

　　首先，要制定政策，有效地增大就业的总体规模。只有让就业岗位数有了比较大的增加，才能使就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就政府部门而言，也应制定工作目标，对于提供多少就业岗位，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多少个百分点，应明确表达出来。这既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自我问责的压力，也让社会知道政府到底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做出了多少努力，努力到了什么程度。

　　其次，要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角度来解决特殊人群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以及零就业家庭的大学生，应该为其提供特殊的就业政策，解决他们乃至于全家的就业和生活问题。此外，对于女性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以及其他应该受到相应特殊考虑的军烈属子女，也应在就业上享受具体的政策关怀。这些政策不是救援性质的，而是具有降低因就业问题而带来的社会风险的常用策略。(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

　　趋势二：群体认同度降低

　　大学生就业呈现两大变化

　　邓希泉

　　就业创业是青年发展和社会适应的第一要务。在总量失业与结构性失业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大学生就业呈现出两大变化：一是大学生就业分层分化更加明显，职业选择更加理性，面向非公经济组织、中小城市、农村、西部和不发达地区的比例迅速扩大；二是外企作为大学生就业首选的地位下降，“外企神话”日益回归现实，大学生对国有单位和具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日益青睐。金融危机日益加剧和强化了大学生就业两大变化的进程。这日益凸显的两大变化，对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方面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国内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与社会弱势群体结盟，这部分人对自身的阶层属性认同发生变化。从国际看，大学生对利益在国家关系中的主导作用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承担有更强信心和更高期待。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日趋分化，社会分层日趋细化与清晰，知识精英群体与社会弱势群体分隔界限也相对清晰。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群体，曾经有着较统一和强烈的群体认知，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有较高预期。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不断扩大，以及大学生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方面的差异日趋明显，使大学生群体日趋分化，群体认同感降低。经济危机下，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认同等方面出现明显分化。在相当多的大学生集中于城市就业的同时，有许多大学生面向广大农村就业，当前全国已有超过13万的大学生村官；有很多大学生面向广大西部就业，到今年下半年，将有近3万名大学生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还有更多的大学生面向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就业。他们主要是通过家庭背景、工作地点与同业的社会弱势群体来确认自己的社会群体属性、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而不再以大学生身份来进行确认的参照，于是相应增加和强化了他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认同度。

　　尽管近年来不断有众多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出于道义而积极为社会弱势群体代言，但势单力薄、动力不强、效果不佳。大学生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将会使社会弱势群体有可能拥有扎根本群体内、与本群体联系更加紧密、利益更加攸关的知识精英群体。在社会格局与利益分配中，增强本群体信息获取与利益博弈的领导力量和制衡资本。这些精英群体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也许不再更多地出于道义，而是从自身利益以及本群体利益的角度去与社会结构的其他群体互动和利益博弈。(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副所长)

　　趋势三：投资风险升高

　　正视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风险

　　刘 昕

　　我们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上的讨论往往集中于找原因和设计解决方案方面，而对这一现象本身缺乏充分的分析和理解。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时期才会出现。事实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同样有可能周期性地出现，这种现象的存是在与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所具有的内在风险联系在一起的。而目前，国内对于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风险问题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高等教育投资并非总能够使投资者获益

　　一方面，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等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往往要超过对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以及对不同的个人而言，人力资本投资却并非总是能够确保投资者获得超过投资成本的收益。作为一种重要的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广大高中毕业生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个人及其家庭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私人投资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以及心理成本三大块内容。高等教育投资的私人收益则主要体现为，一个人由于上大学而比没有上大学时所获得的终身工资性报酬增加值。当然，高等教育投资还会带来一些心理收益，比如更高的社会声望、更美满的婚姻、更高的艺术鉴赏力等等，但由于这些东西过于主观，很难衡量，所以通常不予以计算。总之，私人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合理性取决于这种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在不同的经济时期，即使是同等质量和年限的高等教育投资，也会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相同质量和年限的高等教育投资也会有着不同的成本，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收益。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投资并非总是能够使投资者获益。

　　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者必须对风险进行评估

　　正是由于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此，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者，即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们就必须对这种风险进行评估，以做出相关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但是，他们在预测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时，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付出和收益回收之间是存在时间滞后因素的，即投资是在读书期间完成的，而收益回收却要贯穿受教育者的整个职业生涯。

　　正因为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长期收益进行预测难度很大，因此，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者们往往用近期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在决定是否进行高等教育投资以及投资于什么样的专业时，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的决策依据，往往是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当这些人大学毕业之后真正去找工作，从而准备开始回收自己的投资收益时，劳动力市场很可能已经不同于当初做决策时的劳动力市场了，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可能会使当初他们决定的就业方向出现就业困难、薪酬水平下降的情况。事实上，我国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如前些年劳动力市场上的计算机和财务会计人才从短缺到过剩。可以说，我国当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短期风险的一种表现。并且，只要国家的经济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波动总是会存在，那么，高等教育投资的这种短期风险就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下，情况也同样如此。(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教授)

　　促进就业的政府责任

　　李广文

　　近年来，津南区依托示范小城镇和市重点工程建设，按照“农村平房一比一还迁镇区楼房、被征地农民全员参加社会保险、每位村民享受15平方米经营用房”的政策原则，结合各镇的实际，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整合工作，那如何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转产就业问题成为区政府的头等大事。

　　最近几年，我区在建的重点项目不断增多，这将会进一步拉动就业需求增长。星耀五洲项目建成后，可新增岗位1万个。经了解，现有居住区每1万平方米需要社区管理人员3-5名；7个示范镇全部建成后，新增住宅1077万平方米，至少增加3200个社区管理岗位。目前，全区需要安置人员2.2万人，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8‰计算，平均每年新增需要安置人员176人。因此，就业岗位的增加远远高于需要安置人员的增长。

　　虽然我区就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预期新增的就业岗位能够满足就业需求，但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充分就业的难度依然较大。做好就业工作，扩大社会就业，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转产就业问题，政府责无旁贷。

　　完善组织机构，做实就业信息调查工作。按照“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工作”六到位的要求，加强各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建设，落实人员编制，配齐配强工作人员，着力解决编制不落实、人员不在岗、工作不到位的问题。一是加快村(居)劳动保障服务站建设，按照500—1000人配备1名劳动保障协管员的标准，全区165个村和28个社区至少各配备1名劳动保障协管员，着重解决人员素质低、工资待遇低的问题。二是准确掌握群众就业需求。充分发挥村居劳动保障服务站和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作用，准确掌握全区农村劳动力结构、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的总量、转移就业意向等基础情况，按照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两个大类，将姓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业方向等基本信息输入微机，建立就业信息库。着手建立求职登记和失业登记制度，向有就业愿望并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发放《劳动者就失业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信息，实现动态管理，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三是准确掌握企业用工需求。着手组建区、镇两级招工信息采集队伍，开发区管委会、各镇工业园区管委会要配备1名兼职招工信息采集员，加强与企业的联系，采取“一企一卡”的方法，了解现有企业扩编招工信息；跟踪在建项目，了解招工计划、招工条件、工资福利待遇等情况，建立新建企业招工台帐。商委、民营办等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招工信息采集工作，及时向区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反馈招工信息，为实现求职用工对接奠定基础。

　　健全政府促进就业的协调机制，强化就业服务。一是搭建“两级平台”，强化就业服务。充分发挥区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作用，及时发布招商信息，定期组织招聘会，做好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工作，成为企业招工与群众求职的对接平台。二是组建“两条战线”，明确责任分工。一条战线是，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民政局、区级园区、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员，重点解决城镇下岗职工、复员转退军人、待业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另一条战线是，各镇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各镇园区、工委和三产办、农村就业信息采集员，重点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转产就业问题。三是发挥主管部门的协调作用。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筹协调“两条战线”和“两级平台”的工作，在就业信息采集、招工信息发布、就业动态统计、招聘活动组织等方面发挥指导、协调作用。坚持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广泛听取各成员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加强调查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作者为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