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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多万元取暖补助扩大发放被追回

160多万元取暖补助扩大发放被追回
北京人冬季取暖使用的小煤炉。资料图片

  档案出现失密情况

  【档案故事】

  档案名称:北京市档案管理局的“情况反映”

  记载时间:1966年10月5日

  档案内容:

  有些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阅用档案、公布档案,甚至强制接管档案。这一时期,档案的安全受到很大压力和冲击,失密、泄密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少群众和红卫兵组织利用过一些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有的机密文件、档案和资料被扩大了阅读范围;有的档案被群众接管;有的人把一些机密文件、档案、资料的内容以大字报或大会发言的形式公布于众,发生了一些失密泄密现象。

  当时北京市委制定了暂行规定,虽然对档案的借阅范围、借阅批准权限等都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1966年11月,当时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通知,把原来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才可享受的冬季取暖补助,扩大发放至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社员,共计160余万元。因当时的特殊背景,第二年,更名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文“取消”并“追回”扩大发放的取暖补助。

  取暖补助扩大发放被追回

  涉及160多万元;范围增至人民公社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社员

  ★解密档案★

  档案名称:关于各单位、各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1966年度冬季职工取暖补贴追回情况的报告

  发文单位:北京市财政局

  发文时间:1967年10月10日

  原文摘录:1967年2月6日前市人民委员会以(67)市会字第7号下发“关于停止扩大发放冬季职工取暖补贴范围的通知”,决定:“立即取消去年市人民委员会对1966年度冬季职工取暖补贴扩大发放范围的有关规定;已经发了取暖补贴的,立即追回(有困难者可分期归还);没有发放的,一律停止发放”。

  ■ 讲述

  ●陈东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是国内研究“文革”时期历史的知名学者之一。

  合同工提出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

  据陈东林介绍,1966年11月至12月,临时工、合同工曾起来造反,并成立了“全红总”等全国性群众组织,其出发点主要是提出了经济诉求———“临时工、合同工要转正!”“临时工、合同工要同薪同酬、要有取暖补贴等福利待遇!”

  1966年11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以(66)市厅连23号文件通知城、近郊区人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规定对城市人民公社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社员发放冬季取暖补贴,共计约发放了160余万元。

  陈东林表示,这个文件规定的取暖补贴发放范围,从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大至集体所有制街道工厂和部分郊区农村社队企业,取暖费的范围已经扩大。

  政府发文追回扩发的取暖补助

  陈东林说,“全红总”等组织的动向,及“‘文化大革命’转到经济目标走了弯路”的苗头,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发布文件宣布“临时工、合同工问题运动后期解决”。

  1967年10月10日,北京市财政局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打报告称:1967年2月6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以(67)市会字第7号下发“关于停止扩大发放冬季职工取暖补贴范围的通知”。

  但是,该通知发布日期为1967年2月,为什么8个月后才被批发、要求追回呢?

  陈东林说,1966至1967年之间,北京市委市政府像走马灯一样经历了三次领导层的变化:1966年5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因所谓“修正主义”罪名被打倒;6月组建新市委市政府;新市委1967年2月发出反对“滥发取暖补贴”的通知;但是不久新市委于1967年4月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取代。

  经历了三次动荡,北京市革委会于1967年10月10日才批发了财政局的报告。

  当年北京财政收入比1966年下降18.1%,不得不紧缩财政开支。也基于此,市革命委员会收回了扩大范围发放的取暖补贴。

  ■ 亲历

  扩发取暖补助 被淡忘的历史

  ●王良菊

  原北新桥人民公社棉丝厂缝纫车间任车间主任,后进入东风电视机厂工作,直至退休

  1967年至1968年期间,王良菊所在的棉丝厂,主要生产劳保手套。

  “当时厂里有几个人,参加了一个似乎叫革命造反团的”,王良菊回忆说,他们鼓动大伙一起要求涨工资,像“大国营”工人一样领取暖补贴,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工人跟他们上街游行“谋福利”,“大多数还是留在厂里,做手套”,她说。

  当时她的月收入不到40元钱,而在“大国营”上班的爱人比她高一倍。虽然收入、福利都不能跟“大国营”相比,可她很知足,虽然对取暖补助的事记不清了:“并未觉得没有煤火费是件多么不公的事情。”

  ●薛国平

  原北新桥人民公社的组织部长

  “似乎有过这么一笔取暖补贴,但记不清了”,他说,当时很动荡,“街道工厂的工人主要是家庭妇女,成立了街道工厂才有了工作,经济才独立,所以大伙热情很高。当时大伙都认为,企业就应该生产,工人就应该好好干活。至于哪个月都发了哪笔钱,那时候的人不会在意”。

  统筹:本报记者 李东

  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王荟 刘泽宁 王姝 蒋彦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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