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当时《梁祝》的创作和您追求理想是直接关联起来的吗？

　　陈刚：我们追求的理想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人性的解放，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我把高尔基所有的小说都看完了，高尔基讲过一句话，文学即人学。所以在我心，音乐就是人乐，音乐的最高目标就是写人，而写爱情是艺术永恒的命题，是真正的主旋律。

　　李小萌：那么年轻就悟出这些道理了？

　　陈刚：对，那个时候年轻，好像思想不年轻，非常纯，思想里面这种人性的种子，通过《梁祝》这个载体就发芽、开花。

　　短片：

　　2009年5月26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年近七十的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再次奏响了她已演奏了无数次的曲子——《梁祝》，50年前的1959年5月27日，《梁祝》首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当时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何占豪、陈钢为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华诞献礼而作。而从50年前首演的那一天起，梁祝——这首最初的学生音乐作品就像一只美丽的蝴蝶，飞舞进了人们的心间，也传播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在久演不衰。

　　《梁祝》的诞生充满了偶然。1959年春天，正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念大四的陈刚接到了学校的一个任务，加盟同校小提琴专业何占豪正在创作的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音乐作品。时年26岁的何占豪出生在越剧之乡浙江，志在将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而24岁的陈刚生于音乐世家，深受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就这样，知识背景不同，风格迥异的两个年轻人偶然间融合在了一起，开始共同创作一首年轻的曲子——梁祝。

　　李小萌：您在《拥抱梁祝》这篇文章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您说我们那时的合作非常融洽，非常默契，虽然我们是偶然间从两股跑道上跑到一个中心点的，怎么理解这句话？

　　陈刚：我们这个组合也是很特别，当时我是作曲系四年级的学生。

　　李小萌：忙着毕业呢？

　　陈刚：忙着毕业，所以完全是偶然，当然我们仅仅在到浙江去的轮船上在一起，因为我们去采风，他们是一二年级的，他们是“爱青”，爱国青年，热血青年，当时他们这个小组目标很大，叫“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这个目标很大。

　　当时他们也是提出来，要用小提琴协奏曲，这本身就是一项，把它国际化的一个愿望。但是他们毕竟是没有学过作曲，有些很热情的、可爱的学子。而且他们当时改编过两个曲子，一个是《旱天雷》，一个是《二泉映月》，老百姓很喜欢。国庆十周年快到了，1958年就提出来，他们要有一个大的作品，献礼，这个时候就碰到一个瓶颈，我们打个比喻，这几个巧木匠，能工巧匠做一个很精致的小木偶可以，但是造高楼大厦是不行，必须要工程师，要图纸，要有团队，要有很好的合作，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找过我，我婉言谢绝，因为我想第一，我写毕业作品，我没时间；第二，也存在一种有点瞧不起，就觉得我专业作曲马上毕业了，我同你们业余的搞这些算什么呢，当然也没想到别的东西，这个好像和我无关的事情，就谢绝。后来我就老是记得丁善德，我永远记得这是我的恩师，他跟我谈过两次话。他说陈刚你应该参加这个创作，因为它是献礼作品，很重要。第二他也讲，他说这样吧，你没时间写，别的作品就不要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同何占豪合作，但是第三点，我心里没有讲出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似乎不太适合同他们合作，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是右派的儿子。这是献礼作品，我没有说这个话。那时候丁院长支持我，孟波也支持，就这样我们就凑在一起了。

　　李小萌：他们是想追求交响乐的民族化，您更看重国际化，您又是领导和老师让您来参加这个创作的，您当时创作欲望强烈吗？

　　陈刚：当时我觉得你们这么信任我，我应该什么都不顾，我应该扑上去，所以我们的合作很快，三个月不到，而且是业余时间写的，我们还上课，都是学生嘛。

　　李小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爱上这个曲子了吗？

　　陈刚：当然了，我觉得我写的过程，觉得我们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李小萌：《梁祝》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作品，所以合作者之间也有一些是非或者纷扰，刚才您讲过三月份俞丽拿在上海的那次演出，您和何占豪热情相拥，能讲讲这一次的拥抱吗？

　　陈刚：对。首先我们是作为《梁祝》的携手，我们在《梁祝》面前，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有什么私怨，因为《梁祝》出来以后，脱胎而出以后，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特别是它成为一个中国人民情感的符号，我们都要珍惜它。我们再大的误解、矛盾，在《梁祝》前面都不应该发生，这是我们最起码的一个准则。

　　李小萌：这是你们两位之间的共识吗？

　　陈刚：对，我想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何占豪也会赞成我这样的想法，所以何占豪在上海演出的前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陈刚，我们把过去不愉快的一些事情忘掉吧，我们好好地过《梁祝》的50岁生日，我也觉得很感动，至于人中间有什么不同的认识，那永远会存在。但是在《梁祝》面前，我们必须在这点上达成共识，必须共同爱护我们共同的孩子。因为它不是仅仅属于我们的，应该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今天那么隆重的纪念《梁祝》我非常感动，因为今年从我们的国家到我们的人民，都在用不同形式来纪念这个庆典。在这个之前，在3月7号，俞丽拿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演出，叫“话蝶50年”，不是那个化，是讲话的话。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俞丽拿要问她谈谈什么感想，她说50年过了，我们都还活着，还在这个舞台上真好。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化蝶嘛，还在话蝶。

　　李小萌：不是当时《梁祝》一成名，你们就已经破茧成蝴了嘛？

　　陈刚：成蝶，但是我们人还在，特别是我，因为在我们中间经过很多磨难，我家庭也是这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是个幸存者，但是在今天还能够活着，还能很精彩地活着，这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事。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都记住了《梁祝》。特别是有一天，在俞丽拿3月7号那天出来，演出完以后，那天我们上台，我跟何占豪跟俞丽拿我们热烈拥抱，我出来以后，有一批听众围着我签名，把我逼到一个墙角里面，这个时候突然有个姑娘从人群里面冲过来，他说陈老师，我能不能拥抱你一下，我说我拥抱你吧。

　　李小萌：什么样的一个观众？

　　陈刚：一个姑娘，20多岁的姑娘。我说我拥抱你吧，她说陈老师你知道我听《梁祝》听了多少年吗？我说你那么年轻，你听了多少年，我听了25年。你今年几岁啊？26岁。一个26岁的姑娘，从两岁开始就听《梁祝》，所以我那次出来我很激动，我就写了篇文章叫《拥抱梁祝》，我就说这50年，《梁祝》拥抱着中国，拥抱着我们几代人，我们也在拥抱着《梁祝》，一直围绕着《梁祝》展开我们的人生，叙述我们的人生，展开我们的理想。所以上海《东方早报》有一个命题作文，跟几个艺术家，这个题目叫《三十年的四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前后。第一个问题，三十年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说三十年前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有尊严的、有价值的人，因为三十年前我在牛棚里面。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说还是把这个人字高高举起，用音乐高高地把人心张扬，把它呼唤，我说这是我们艺术家根本的目的。

　　李小萌：在这么多年里面，对《梁祝》的评价赞美无数，您觉得什么是对《梁祝》最高的赞誉呢？

　　陈刚：我觉得历史是最好的赞誉。《梁祝》50年，它还活着，而且这个蝴蝶还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特别是去年、前年，杜梅、谢哈姆他们来演奏以后，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世界音乐文献里面的一份子，我们作为作者也是，作为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发出一个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声音，感到很欣慰。

　　李小萌：好，谢谢您，也谢谢您和您的同伴带给我们的《梁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