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石家庄：初进大城市的日子

　　1947年11月进占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占领石家庄时，中共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来说，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石家庄、天津、北京)

　　1947年，石家庄。中共地下工作者邢燕看着这个他曾经卧底于此的城市，马路上跑着马车，感叹道，“就是个农民城市。”

　　尽管这个城市看上去没有脱离农村气息，但当接管的中共干部试图以长期的农村经验来管理它时，还是遇到了困惑。

　　当时的石家庄一区区委宣传部长郭彤，在和平剧场举行的全市干部大会上，听时任石家庄市长柯庆施总结接管教训时，感到“转不过弯来”：“怎么就错了？(原来的方法)到了城市怎么就不行？”

　　石家庄是中共在关内最早占领的大城市，也是中共尝试将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起点。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而言，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陌生的城市接管者

　　1947年11月5日深夜，邢燕穿着一件夹层黑土布袄、单裤和麻鞋，又冷又饿。在攻打石家庄的前沿阵地上，他的这身装束夹杂在解放军的灰布棉军装里，格外扎眼。这个21岁的小伙子曾在石家庄(旧称石门)市警察总署从事地下工作，2年前身份暴露撤往解放区。因熟悉城防工事，这次他作为30名向导之一，带领冀中军区的一个营攻打石家庄。

　　邢燕攥着一把小马枪，领着部队从东南方向，踏着敌人的尸体一路挺进，6天6夜后的11月12日早晨进入石家庄。进城后，邢燕被安排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

　　曾在石家庄做“地下”工作的李树夫，也是在同一天中午由“地下”交通员引导着，从城西闻着焦土气息进城的。他至今记得，沿途看到掉进沟里的汽车，以及没来得及掩埋的敌军尸体。

　　石家庄的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等工厂没有宿舍，工人们集中住在郊区，以前李树夫经常从解放区农村骑自行车到工人住地，培养积极分子入党。李树夫进城后的工作，就是找各工厂党支部的地下党员接头，把他们的关系移交给中共石家庄市委，还有就是给他们布置工作，让他们回厂组织工人保护工厂和机器。

　　市政府的公开办公地，设在朝阳路的农民银行。当时邢燕住在一楼，二楼住着陈伯达，“每天饭后一抹嘴，就深入商家、工厂去采访。”农民银行只是市政府对外的办公地，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对内的办公地在袁家营的一个保密院，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以及机要秘书、管电报的、管资料的，都在那里办公。

　　邢燕进城后没几天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个任务是上街贴布告。邢燕翻出一份《石门市市政府、卫戍司令部联字第一号公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他与同事黄克，一个人拉着马，一个人提着浆糊，在石家庄走街串巷，当时国民党的飞机仍然在上空盘旋“下蛋”，飞机来了就卧倒，飞机走后就跑着贴布告。

　　石家庄市民对新的城市接管者谨慎而迟疑。邢燕回忆当时的情况，“群众都不敢开门，大街上没什么人。”市民的陌生感并没有因为那份语气诚恳的公告而有所缓解，郭彤回忆，她11月27日进城时，市民“都不敢出来，商店里的人把门露个缝往外看，我们也从门缝往里看”。

　　从“搬运”到“长期建设”

　　邢燕在刚进城的那几天，看到有市民抢无人商店的被子、椅子。李树夫也记得，当时面粉厂关了门，一些市民趁机哄抢面粉；炼焦厂的仓库里，也不时有农村来的马车拉焦炭。后来，中共对这两个工厂实行了军管，仓库外有士兵持枪站岗。

　　这时，进城的中共干部、军队开始出现一些纪律问题。“个别干部私藏抄没的武器，或是廉价买进惊恐的工商户抛售的布匹。一经发现，这样的干部马上被调出石家庄。”李树夫说。李进城后在物资管理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委员会被授权统一处理接管物资，不准石家庄外的单位拉走市内物资，“当时解放区的一些物资紧缺的部门，也来争夺接管物资，”李回忆说。

　　中共进驻石家庄后，是否继续将占领城市作为一种策略性行动，“当作旅馆暂住”呢？在综合分析1945到1946年华北地区形势的基础上，刘少奇作出判断，国民党军队已不再处于攻势，“石家庄不可能被抢去了”。于是，刘少奇要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必须抛弃以往临时占领城市时采取的“搬运”政策，而代之以“长期建设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陈用文回忆，1947年二三月间，山西阳泉解放，姚依林带他们去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壮大，物资缺乏，一切来自前线，因此，“抓一把”的游击思想严重，接管城市采取的是“搬运”政策。接管阳泉也执行了这个政策，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根据地都派民兵来搬东西，凡能搬的都搬走了。农民也进城“趁火打劫”。

　　“当时，时任晋察冀财办主任的柯庆施来阳泉视察，见谁搬东西都让搬，就问我有没有账，我说没有。他苦笑着批评我，你真是个败家子，不懂管家，这些我都是要算钱的呀！”陈用文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李国芳的研究，1947年11月进占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占领石家庄时，中共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在石家庄解放后的几天，陈用文从西柏坡出发来到石家庄。他此行的目的是，作为华北财办工作组的成员摸底石家庄的经济情况。出发前的会议上，刘少奇对他谈及，“现在不是打游击，维持起来要生产，不可把农村的政策实现在城市里，也不可把游击战争时期的政策用在今天。不要分工厂、分商店。要进城的干部、部队和工人们都懂得，我们维持生产不是为了资本家，而是为了自己。”

　　刘少奇对石家庄的指示，被陈用文记在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11月19日晚上，他一到石家庄就来到袁家营保密院里的防空洞，在马灯下向石家庄市委做了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