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旁、终南山下的西北政法大学，曾受司法部主管，被称为“五大护法院校”之一。

　　至今，它是兄弟院校中唯一没有博士点的，该校校长贾宇曾说，“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我心中最沉重的压力。”

　　10年之内，5次申博，均以失利告终。

　　这10年的申博路，经历者最有体会。老教授杨永华同时也是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1994年，在一次学校教工大会上，杨永华发言：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拿下博士点，西北政法要更上一个档次。西北政法的第一次申博，始于三年后。

　　那年，他带着教研室的几位青年教师来到北京。“90年代的时候审批是非常严的，于是我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室一起合作，两家合报一个点。当时报了四个研究方向，其中人员有拿着国务院津贴的教授17个，这在当时的法学界，已经是拥有相当的优势。”

　　当时司法部主管五个大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给司法部一个授权单位的名额，我们当时就和华东政法大学争，最后华东政法大学以微小的投票数胜出。”杨永华流着泪离开了北京。

　　让杨永华没有想到的是，此后多年，西北政法大学的申博路一直没有见到曙光。几乎每两年的一次评审，西北政法都因各种原因错失。2002年杨永华退休，不再直接参与申博。

　　按现行政策，下次申博将在2015年进行。西北政法大学有教授将2009年这次申博，当作学校发展最后的机会，然而，等待的仍旧是另一次败北。

　　失败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有学生私下流传，“学校各方面关系没搞好”。老教授杨永华则把原因归结为西北政法“太实在了”。“西北政法有一个特点，出具的材料、所写的报告什么时候都老老实实，这是校风，一板一眼，从来不敢说一句假话。而这次评审博士点，确实有的院校上报材料有水分，而且水分大。”

　　每次申博失败，都有优秀教师或学科骨干流失，“这次肯定也会有人离开”，这位72岁的老教授为学校的发展前景而担忧，这或将陷入“越缺人，越留不住人才，越落后”的恶性循环。

　　老教授的失望

　　“博士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单科大学，要想申请一个博士点，难得很。综合性大学要申请一个博士点，容易得很。这就是现状。”杨永华颇为感叹。

　　“在当初司法部主管的五所院校中，中南政法大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成立的，师资力量比其他四家都弱，它后来和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了综合性大学，申请博士点，一下子就通过了。”

　　杨永华的很多学生后来都申请到了博士点，他们的老师却至今没有实现这个愿望，虽然他的法律史学科“当时在全国可排名两三名以内”。“湘潭大学法律系几个有博士点的老师是我的学生，它的法律系也比政法大学要晚几十年，但因为是综合类大学，他们就能拿到博士点，我却没有。”这位老教授对此深感失望。当年随杨永华一同去北京的教研室青年教师侯欣一，现任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也是博士生导师。

　　除了评审标准，一些人对评审中的 “歪风邪气”也相当不满。“比如给评委送东西啊，这个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由于没有博士点，“我校的青年教师在他校读博期间发表文章，要署他校之名。人是我们的人，成果却是别人的，这是国家的政策造成的。”汪世荣说。

　　资料显示，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从13人到36000多人，仅用20余年的时间，而美国则用了整整100年。2003年中国在校博士研究生数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3位。

　　于是，在近年来，国家对博士点授权采取了严控和“瘦身”计划。但 “国家再瘦身，也要根据西北特殊情况来制定政策”。一位老教授说。

　　在2001至2004年间，中国法学博士毕业生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7.16%，高出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大约5%。然而，在西北地区，博士资源仍旧十分匮乏。杨永华说，西北六省(区)至今没有法学博士点。在公检法司系统，西北地区的高院仅有两个博士，另有一个正在读，“加一起，等于仅有两个半博士，可怜得很。”

　　但感到不平的师生们也许不得不面对无法挽回的失败现实。“你想想啊，如果把政法复议上去，把外国语大学拉下来，将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外国语大学更会闹，陕西省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出现这种局面。”西北政法大学一位教授私下里说。

　　走在“自由女神”下的学生们说，他们眼下还有更多更紧迫的事，就业，实习，考研，准备司法考试，一系列事情需要去面对。

　　安静的西北政法大学新区校园，偶尔会发一些传单，“我们学校在网上的帖子，快沉了，顶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