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镇干部税改前后的角色之变
作为当地那一批孩子里的“精英”，郑灌说自己也是念完书后想回到家乡来为乡亲“做点事的”，谁知，回到乡镇工作，赶上的却是整天到乡亲们家里收钱，与乡亲产生种种冲突。他感到很迷惘。
郑灌当年念书时，选读了中专。十多年前，当地学习成绩好的农村学生，仍以报考中专为主，读高中考大学的很少。那时的中专仍然包分配，是成绩好的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最好选择。
去年，一名24岁的农民工罗炼，从广东佛山打工的一个家具厂悄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留下的，仅仅是一张寥寥45字的字条：“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絍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郑灌说，看到罗炼，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看不到前途，很迷茫，真的是“越有梦越痛苦”。
问及多位参加过当年收取农业税的乡镇干部，他们都表示“不堪回首”、“想不通”，考虑过“不想干了”，但是当地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只有去广州一带打工。当年确有几位当地的乡镇干部去珠三角一带打工。
记者也接触了多位曾经的“抗税骨干”，问及税改后的今日与当地乡镇干部是否尚有冲突，几位抗税代表的说法是：“现在他们什么都不管了。”他们表示农民需要“发展”，而现在不用再去收税费的乡镇干部，架是不吵了，可是，也没更多的时间来管农民的事了。
从此也可见，曾经激烈的矛盾冲突已得到极大缓解。
县城到郑灌工作的镇约四十分钟车程，随时有小铃木车，车费三块，客满就走。某天早上，记者跟他一起挤在一辆小车上从县城到了他所工作的镇上。小镇只有一条主街，仍是土路，很多土产货物就地摆放着。
他在路上不断地和人打招呼。随后，骑一辆破摩托车带着记者在镇附近转了一圈。镇附近的村里正在修路，据说是中央财政和省财政的补贴占80%左右，当地农民集资20%左右，这个钱农民还是愿意出的。
跟过去比，郑灌觉得一下子变化太大了：不但不用再挨家挨户地去收钱，现在政府还给农民钱，包括粮食直补，还有农村合作医疗。“当时闹得那么凶，现在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怎么跟当地农民相处呢？现在关系还紧张么？”记者充满疑惑地问。
“农民也知道我们是因为工作原因，没办法的事。我们都是当地人，乡里乡亲的，谁不愿意做好人，愿意得罪人？不用收税后，关系就不紧张了。”
他坚持认为当时“出头”抗税的，不是一般的“普通”村民，不是广大村民公认的那种“领袖”，而是一些“不太安分的”。
不过现在好多了。至少工资是由县财政发，每个月都能按时收到。郑灌现在是副科级，“没有关系”很难升，“也不想着升上去”。“我能想像到自己的前途，也就是升到正科，调到县城里某个机关里，等着退休吧。”生于1977年的他，不过三十出头，正处于年富力强之时。
郑灌的妻子当年在乡镇工作时，因为税没有收上来，自己先垫付了两万块钱，现在都还没有拿到。他的一个同事，在当地好几个乡镇工作过，每个乡镇都欠她几千到一两万块不等的垫付税款。她最近因患了某种严重的疾病，等着看病要钱，在县长的亲自过问下，那些乡镇才支付给了欠她的工资。当地很多干部跟他们一样，当年垫付了税款，还没拿回钱。
目前对乡镇干部来说，不干事就没什么事，要搞个什么事，牵涉到不同的利益，就会引起矛盾。像最近修建一个水厂，当地农民因为担心水厂抽去灌溉用的水库水，不许水厂的输水管通过。几十上百的农民聚集起来，与施工人员产生矛盾，差点动起手来。据说水库老板曾想“叫几十个人摆平”，被郑灌劝阻了，他试图给那些农民“做工作”，告诉他们水厂建设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用水。
现在的情况是，想搞点水利等公共工程，却没钱。和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一样，当地的水库等主要水利工程，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覃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