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和乡下人患病经历的不同意味
命
在农村，许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结婚生子后会自动康复，这也成了陈春爸妈最后的希望。陈春在发病的间歇期，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将她拖向人生的深渊。
2004年，陈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方打工回来的阿亮。阿亮勤恳、诚实，个子与陈春一般高，父母做县城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不愁吃穿。陈春答应了这门婚事，双方父母也同意了。
在二人初次见面一个礼拜后，双方家庭为他们举办了婚礼。那天，敲锣打鼓，陈春穿着漂亮的衣服，握着一束鲜花，和新郎一起拜完祖先，就坐上接新娘的轿车进了阿亮家。陈春爸妈发自内心地为女儿高兴，希望从此女儿的命运有所改变。
可婚后第三天，亲家那边传来消息，陈春又发病了，摔东西，大喊大叫。她的丈夫胆小，不知如何是好，几天以后，就南下打工，他本答应过段时间接陈春去南方，但陈春又被送进医院，反复进出，仍由娘家照看。从此双方日渐疏远，终至杳无音信。
婚姻失败后，她又自杀过一次，偷偷在村里的杂货店买了一瓶几元钱的农药，幸好是除草剂……
这些年，农村男多女少，单身汉多了起来。虽然陈春处于病中，给陈春做媒的仍然不少。另一户人家又上门说亲了。对方年龄比她大许多，父母早亡，自己是石匠。这次，陈春主动地接近男方，还拉着未婚夫的手，大胆地向近邻介绍：这是我的老公。她老公则骑摩托车载她兜风，还给她买了一部手机。或许，这次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不多的时日，她怀孕了。又不多时日以后，她和老公吵架了。她的老公以南下打工的名义扔下她不管，他们也没有打结婚证，那次结婚也没有办酒席。她老公甚至不愿意要小孩，婚姻即将破裂。陈春父母下狠心带女儿去打胎，女儿不愿意，陈春父母也犹豫不决，在农村打头胎是很不好的事情。
这时，陈春叔叔来到医院，说了句“狠话”：“还不打，要是我的女儿，我哪让她到医院来打胎，我就用脚踩出来，踩死了算了。”陈春吓得乖乖地躺下。
陈春的父母至今仍自责那次打胎是否做错了。后来，她的病又发了，也治疗过。家人没有把她关起来，她时常出走，即使是三九寒天，有时睡在路边的稻草堆里，爬出来外面白茫茫一片。陈春她妈四处寻找女儿，每次女儿又总是一周、半个月自已回来，或是好心人打电话回来，半夜里，清晨，父母把女儿从一个个陌生的地方接回来。有几次，女儿出走，陈春她妈因为思女心切，差点晕倒，精神恍惚。
有人说，陈春没有病，只是闲得无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农村来说，这样的日子简直是神仙才有。也有人说，陈春的病不是精神，而是心理，她对人生绝望了，破罐子破摔。
现在，陈春经常整个下午坐在临街的太阳底下，有时唱着凄婉的歌曲，她总是一个人在唱，一个人在说，没有一个人与她说话。
11年过去了，陈春的爸妈因为异常的操劳而比同辈人显得更苍老，只是仍然没有放弃对女儿的希望，他们最忧虑的不是女儿给自己带来操劳，而是今后这一负担又变成其他子女的负担。
有时候，陈春父母说些气话：那次自杀没救还好，何必救了大家都在世上受苦。一个木匠在陈钢家做工，告诉他一则故事：他们村有户人家女儿也得了精神病，她父亲煮了一碗面条给女儿吃，几分钟后，他女儿就倒下了。煮面条之前，他已经叫好了近邻，让他们等下去他家商量事(江西农村，有人死去后，亲属们开会料理后事)。这样狠毒的事情，陈春的父母下不了手。
再次让陈春好起来是这个家庭全家的希望，可县城的精神病院已经被查封了，九江精神病院对他们来说是“天价”，合作医疗也不知何时能将精神病人纳入其中。
“命，一切都是命。”这是陈春爸妈对人生的解释。他们根据陈春的生辰八字查了一本算命的书，书上写了四句话，没有一句好话。陈钢说，她的女儿是苦命，命中定的事，谁也不能抗拒。
老人和名医
陈春的爷爷有兄弟三人，两个弟弟都在城市工作。二爷1952年通过考试来到了武汉教书。当时，退役军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却需要开始管理这个新生的国家。于是，只有从全国各地招收老师来教他们文化课。
二奶奶刘菊是两年后来到武汉的，她一共生了11个小孩，解放前生了5个，一个也没有活下来，解放后生了6个，活下来5个。他们在武汉过着贫民生活，靠帮人家洗衣服、带小孩度日，还要供养农村的年迈的父母。不过，当时房子国家分配，连热水瓶、脸盆也由国家发放，子女读书有国家补助，丈夫有公费医疗。他们熬过了几十年苦日子，1978年恢复高考，二儿子继续他们的奋斗之路，不仅考上大学，还考到国外留学，成为留洋博士。留洋博士学成归国，参加工作，家庭开始变得富有起来。
市场体制一旦运转，社会的活力便爆发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也加速起来。同样通过奋斗改变人生命运的是汪墩乡的一位乡村医生刘军，后来他和陈春的二爷成了忘年之交。刘军在1981九江医专毕业后成了汪墩乡卫生院一名普通的医生，当时他是属于为数极少的大学生分配下基层的医生，那时全国都缺医少药，汪墩乡卫生院连青霉素、链霉素等普通消炎药都很少。
这样的乡村卫生院显然不能栓住这位年轻医生的心。1985年，刘军考上同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后来他又去德国留学，归国后成为名医。
他在武汉一家大医院工作，每周都要接待数批老家去看病的人，有的人还需要他帮忙找旅馆、带去挂号。只要他回乡有人知道，他就别想休息，家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他看病。除夕夜也不例外，年夜饭吃完，大门一开，队伍已经排得老长。
武汉市拥有华中地区最强的医疗力量，同济、协和等医院首屈一指。因为治疗费用昂贵，同济、协和都不是医保定点医院，但即使如此仍然人满为患，江西北部的许多农民遇到大病也常到武汉求医。
陈春的二爷也是个热心人，只要老乡去看病，他都接待他们，有时还给他们一百、两百块钱。因此，他回家办八十大寿，许多得到他帮助的人都买了长长的鞭炮来庆贺。
1996年，陈春的二奶奶刘菊突发脑溢血，儿子不在身边，二爷爷先打了刘军的电话，刘军二话不说，马上赶过来抢救，并将她背下楼。那时，职工医保体系尚未建立，刘菊只在一家塑料厂工作过10年，退休后医疗也仍由该厂负担。那时，厂子效益较好，二爷去厂里领了5千元，看病花了3千多元，他又退回1300元，他的儿女们说他傻，领回来的钱竟然退回去。
刘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又能打麻将，也能缓慢地上下楼梯。他的儿子为她从外国买了昂贵的药物。过了几年，她一次走路不小心，摔断了腿，从此再也不能站立，生活不能自理。儿子为她请了保姆，每天给他们煮饭，擦洗身子。
虽然后来刘菊退休前的单位也帮她转入医疗保险系统，每月都可报销一定的医药费，但是她已经不在乎这些小额的医药费。她一个侄孙在武汉某私立骨科医院，她马上转到该医院治疗，由她的二儿子支付医药费。
后来的五六年时间里，她都由人照看，躺在床上度过。前年夏天，她过世了。骨灰于去年清明运回了老家，举办了安葬仪式。村里人说，她一生过得清贫，晚年依靠二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刘菊走完了87岁的人生旅程，而29岁的陈春却仍然蹲坐在街角独自吟唱，疾病带来的都是痛苦，但在村里人眼中，城里人刘菊和乡下人陈春的患病经历却有着不同的意味。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