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谨防投票方式淹没钉子户

　　北京市最大的危改项目酒仙桥危改工程搞了一项创新。6月2日，有关方面将投票表决书分发到所有涉及危改的居民家中，准备通过一户一票的办法确定拆迁补偿办法和搬迁时间。拆迁和投票的组织者对媒体说，这么做，是为了“避免钉子户的出现对大多数居民不公平”。

　　既然组织者都这么坦率，我们也就不必替拆迁方和钉子户这一对冤家遮掩了，今年以来，他们之间的攻防，你来我往，用尽了手段，好不热闹。现在连投票这个办法都想出来了，看来是真打算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除了一些有文物价值或艺术价值的老房子，一般的旧房屋应当改造成新房子，这事儿相信大家都不反对。拆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没办法让级差地租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体现，只好通过或明或暗、或激烈或平和的拆迁谈判来实现。在拆迁过程中，不免会因为被拆迁户主的性格、信息掌握程度、对房产的自我判断产生不同的要价，从而在同一片街区里分化出了软弱的面条户和坚硬的钉子户。

　　过去，钉子户比较少见，是因为可以做工作的方面很多，居委会可以晓你以大义、单位领导可以找你谈话。现在下岗的下岗，下海的下海，利益多元了，主要还得靠利益说服人。避免“大多数”向漫天要价的钉子户看齐，就成了当务之急。迫使拆迁一方想出投票的办法，找出一个“中间价”，从这个意义上说，酒仙桥危改拆迁很有积极意义，毕竟投票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能让利益多元的现代人统一意见的最好办法。

　　可以想见，如果有那么一些“极少数人”，因为自家房子地段比较好、或者由于留念过去的生活方式投了反对票，在投票结束后想继续当钉子户，面临的压力可就大了。因为你反对的不是

　　未来的钉子户们是怎么陷入这个两难境地的呢？原因就在于不小心把投票这件事儿绝对化了。投票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它不是万应良药，比如很多专家学者都爱举的那个例子:德国人曾经投票把希特勒选上了台。这件败坏投票名声的事儿说明，投票必须遵从一些基本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它应该是定期进行，可以重复的。希特勒不好，是因为他只让人们选择一次，上台就解散国会，自己终身受益。希特勒破坏了投票规则，岂能证明投票本身不好？

　　投票除了有原则，还要有界限，不能用它解决所有问题。比如说一个实验室，就不能让首席科学家和清洁工、行政助理们坐在一起一人一票决定研究方向；农贸市场上，一个卖鸡蛋的就不能和众多买主一起一人一票决定鸡蛋的价格。这些例子看似荒诞，人类历史上却真就有人如此实践，说明常识是经常被人忘掉的。

　　自己财产的价值，不能由别人投票来决定，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物权法》所描述的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不久就被人遗忘了。所以，需要我们呼吁：投票虽好，也要守住自己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公权与私权之间不可逾越的雷池金汤。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公权不在私权面前颐指气使，是现代化程度的一个标尺。有人说，日本政府连成田机场上的那几个钉子户都奈何不了，它又怎么可能复活军国主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拆迁事小，败坏了投票的名声事大。别光顾着拿投票当推土机用，急等着它发挥作用的地方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