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刚：谁让鲁迅走开

　　在文学主流日趋式微的今天，去领略网络“博客”的盛景，目睹其“灌水拍砖”之闹猛，口水大战之激剧，身体走光之彻底，荷尔蒙激素之贲张，心中蓦地一凉：鲁迅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余志刚

　　世纪之交的文坛，给我们留下了关于鲁迅的若干记忆。

　　1998年，几个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的“青年作家”喧嚷着PK鲁迅，说人家是“一块老石头”，“反动性不证自明”，推导得出：“老人家应该歇一歇了！”稍候，便有“痞子”之誉的京派大腕接过话茬捧起哏来：“论骨头硬，鲁迅有王小二硬吗？王小二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接下来的文坛是浆糊一片，有人对鲁迅的“爱国”提出了质疑，“既然爱国，(在日本留学时)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有人推论鲁迅的弃医从文“是学医失败的结果”，因为他的课堂笔记“总是被藤野先生改得一塌糊涂”；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性变态”，“心理阴暗”，“文学青年的最大公敌”……

　　正如鲁迅所言：人一旦成为化石，他便是“任人是非”的傀儡了。在死人身上安烙铁下刀子，这也是中国文学之一景，二郎庙里跳大神，很是司空见惯了的。奇怪的是，在鲁迅缄默了六十年之后，却依然要面对这样一场来自“阵营内部”的清算，其语境之唐突，发问之可笑，心态之痞子，让人头昏眼黑，一时晕菜。弥漫的火药味，叫人蓦然想起现代文学史上那一场杀声四起的“革命文学”之论争，鲁迅被一群激进的文学战士唾骂为“Pierrot(小丑)”、绊脚石、封建余孽，陷入了一场身只形单却是旷日持久的文化突围。那是上世纪20年代末叶，中国文学在“4·12”事变之后，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捩。酷似的情景，然而人群变了；相同的气氛，然而意义变了；相仿佛的口水和泡沫，然而人文气味却有霄壤之别。

　　故人已去蓬山远，岂期恶潮崩眼前！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的互联网还在热身，满口胡吣的“私人论坛”尚未进入国人的视野，所以—鲁迅遭遇的攻击断非出自草寇流匪的霰弹，而是一次觊觎已久的围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十余家国内主流媒体介入了这一场对手缺席的杀伐，一南方核心文学期刊频频发稿，多家专业杂志、大学学报互为呼应，虽然没能翻起惊天巨澜，但也使这次鞭尸式的“讨论”延宕了三年之久。

　　鲁迅，曾几何时，成了国人眼里必欲除去而后快的一枚尖刺？

　　记得1985年8月6日的《杂文报》曾刊登了一位大学生《何必言必称鲁迅》的文章，对当下的文化语境提出了质疑，几乎是同时，8月号的《青海湖》也刊载了一篇极具挑战意味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在新时期的思想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告别史无前例的十年，不少知识人经历了“奉鲁迅为圣人”的文化封冻期，心里余痛尚在，拿鲁迅说事儿，借机宣泄一下“文革情绪”也在情理之中。并不就是说，政治家犯了错误鲁迅就成了谬种，文革出现问题鲁迅就成了孬蛋了的。

　　因为是世纪之交，敢情要翻一翻“20世纪中国文学”的账簿了，站出来几个磨刀霍霍的庖丁，瞅准一个眼不顺的，砉然奏刀，眨眼之间就对你大卸八块，实现“精英主义”的解构和重组了。最终弄出一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排行榜，李傲进去了，王朔进去了，敢咋呼会叽巴嘴的都进去了，这就应了中国民间的一句顺口溜：美死胆大的，气死胆小的，踩死你不说话的。如果鲁迅的人格不出现问题，他就不会倒在地上，他不倒在地上，就要“妨碍我们的自由呼吸了”(见王朔《我看鲁迅》)。

　　另一拨是与“排行榜”暂不沾边的伪学者和伪教授，文章写得鳖样，学术没有前途，但晋级已排上了议事日程，评职还欠一把柴火，就在腋下挟了一本《胡适之研究》，左瞅右瞅之后，踩住鲁迅的一角长衫，乘势拼命“掰扯”起来。他们从今天的某些“海归”那里趸来了整套的“新锐理论”，大谈鲁迅的“偏激”与“褊狭”，批评他的“脏话主义”、“骂人哲学”，嘲笑这位文学老人的“多疑、猜忌与易怒”，然后搬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让他鞠躬如仪地“谦虚、和善、大度”一番，末了大拍其惊堂木：“细微之处可见真章，人品文品已判高下了”！中国学界一向不乏这样的“鹰”雄，叼起一块死人肉就蹿得十丈八尺高的，得罪当红名人犯法，开罪名女人是戏法，问罪于名死人他就大发了。

　　前阵子看某个地方台的读书节目，一文化官员谈到报纸时评的“鲁迅风”话题，他说：“匕首和投枪应该瞄准敌人，和平时期的批评要与人为善而非与人为仇。”主持人扫了一眼席面，几个陪坐的时评家竟自面面相觑，嗫嚅失语。

　　—可见“鲁迅”的处境已是怎样不妙。

　　和平时期，海晏河清，“敌人”遁迹，所以体制内的高人才思谋着缴他的械，下他的岗，令他洗心革面，另找饭辙了。十三亿人民能吃上饭不容易，GDP消消停停一路上扬也不容易，多少文艺工作者在T字台上唱啊跳啊，多少音响师、灯光师、美容师、服装、场记、舞督围着这个大台子奔前程谋生计，你一边呆着就呆着好了，猛可里发出一声厉叫，让人鸡皮暴起、寒毛倒竖—都什么时代了，能容忍你这样泼皮猴相地煞风景、砸场子吗？

　　鲁迅文章的不合时宜，有他的《华盖集续编·小引》为证。他在文中这样自白：“……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无什么大举了。”为了申明自己的写作立场，他在《写在〈坟〉后面》还有更加“露骨”的表述：“(我的写作)就是要他们感到小不舒服！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们的世界上多留一些不舒服。”你瞧，这位叼着烟卷、留八字须的迂戆老人，他全部的人生意义也就是与体制叫板！时针倒拨回去大半个世纪，“国统区”的大人老爷们又怎么能容他这样的刺儿头？所以，温文雅正的梁实秋绅士就出来批评了，作家是干什么吃的，他们的第一要务是抒写太平世界的心灵流波、雅人深致，至于要这样的横眉冷对、金刚怒目？鲁迅没正眼瞅他，当下举起了投枪，生生把一个满腹经纶的洋博士骂成了“丧家之犬”，真是枪头底下冤鬼多，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若放在今天，像梁先生那样的谦谦君子是要被请上“百家讲坛”的，时不时地听他讲一讲浪漫古典、和平博爱，会觉得花开春风里、明月照心扉，幸福的生活倍儿珍惜。接受这样的文化熏陶，定然是公职人员改变作风，下岗工人重振雄风，腐败分子倒地中风，和谐社会蔚然成风了的。幸甚至哉，歌以永志，还有什么说的呢？

　　不是超女，也在PK之列！说的是他—那位投掷标枪的“田径运动员”，鲁迅。

　　鲁迅当然已经死了。对于他的猝然离去，“生活艺术家”林语堂是这样调侃的：“鲁迅独坐灯下火发无名，无名兴叹；火发不已，兴叹不已，是以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是以不起！”(《鲁迅之死》)人死了，写进了林先生的

　　时评家鄢烈山把作家的劳动归为三种，即公民写作、臣民写作和细民写作。“公民写作”要求作家抱着自由平等的观念介入国家的法治、人权和宪政，关注人民的生活、生存和生态；“臣民写作”即奉旨作文，在当代为“梁效”、“罗思鼎”之流；说到“细民写作”，也就是不闻国是的“个人化写作”，诸如“小花小草咪咪笑，鸳鸯蝴蝶睡觉觉”，纯粹是私生活的实录与写真了。在文学主流日趋式微的今天，去领略网络“博客”的盛景，目睹其“灌水拍砖”之闹猛，口水大战之激剧，身体走光之彻底，荷尔蒙激素之贲张，心中蓦地一凉：鲁迅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汉民族的文学乃至文化，就此抽走了一根钢铁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