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捐助者为何容易遭道德绑架

　　近日，媒体先后报道了南京“捐款疯子”赵雪定捐款100万助学，被称为“慈善狂人”的个体户邵建波捐300万用于慈善事业的感人事迹。但随后，他们遇到了疯狂“索捐”，有人甚至开口就要100万元，以至于两人不得不像“躲债”一样躲避“索捐”。(4月29日《南京晨报》)

　　我愿意将这两位捐助者所遭遇的尴尬，视为公众的一次赤裸裸的“道德绑架”。向慈善事业和学子捐款，不仅是社会所鼓励的高尚道德行为，更是捐助者本身所经历的一场自我“道德净化”，可谓是“双赢”。但这一切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捐款是出于捐助者的自愿。而为创业、缴纳学费以及筹集医疗费等向当事人索捐，不仅侵犯了捐助者的权利，更会让捐助者不堪重负。

　　其实，像两位捐助者这样最终为捐助所累的尴尬，在已经去世的丛飞身上也曾出现过，其英年早逝很大程度上和他为无尽的“道德索取”所累有直接关系，甚至在丛飞身患绝症躺在病床上时，还有被资助者打来电话催促其履行资助义务。

　　越是高尚的捐助者，越容易被沉重的道德负担所“绑架”———资助后不是内心道德带来的轻松愉悦感，反倒是对更多需要自己救助但力所不能及的内疚。在我看来，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社会太缺少“道德中介”来消除道德本身所带来的沉重感。如我们所知，对于众多需要救助的对象而言，哪怕再有经济实力的慈善家，也不能“达者兼济事天下”。

　　对于捐助者和被捐助者来说，相互之间在道德、人格和人身自由上本应是彼此独立和平等的。但在“一对一”这样的个人捐助中，捐助者要么容易基于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产生对被捐助者的“道德剥夺”，从而将道德优越感凌驾于被捐助者的权利甚至人格之上，发生在广西的捐助者要求被捐助者签订限制其行为自由的“助学合同”就是这一现象的极端表现；要么就是像丛飞和这两位捐助者这样，因自己的道德行为产生强烈的“道德束缚感”。

　　为了解决这种“一对一”捐助过程中产生的双方相互“道德绑架”的现象，关键在于完善社会团体的救助制度，让更多的个人捐助通过团体、民间慈善机构甚至政府的中介作用，过滤掉相互之间可能越界的“道德感”，从而让社会的慈善捐助更像是集腋成裘式的“面到面”集体救助，而不是点对点的“一对一”帮扶。但问题是，之所以太多有道德责任感的人，宁愿冒着“道德绑架”或者被“绑架”的风险，选择直接资助而非道德中介，就在于目前的“道德中介”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捐助者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在不能确定自己道德愿望能否如愿以偿时，不得不选择最可能不被“资金截留”但也是“道德风险”最高的捐助方式。

　　这样的尴尬，其实是一个绝妙的制度隐喻。在慈善捐助上，“一对一”式直接捐助终将让位于“道德中介”的“集体救助”，或者说前者仅仅是后者的补充，但这要以民间救助团体、民间慈善机构等“道德中介”，在制度的建构上有足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先决条件，不至于让捐助者因“道德过滤”也被“资金过滤”，这才是化解捐助者被“道德绑架”的最好途径。

　　■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