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近仁：两会代表为何偏爱“正名”提案

　　作者：孟近仁

　　在正在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山东代表团代表王元成在多名代表的附议下，向大会提交了将泰山命名为“国山”的议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国山”的议案（3月8日《东南快报》）。

　　除了这“国山”的提议以外，我们还知道：有代表提议将“妇女节”更名为“女人节”或“女性节”，有人提议将“农民工”更名为“劳动者”，还有人提议将“母亲节”改得与“孟母三迁”相关……这些纷繁的提案都有一个本质特征，那就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将原来那些“名不正言不顺”的词语变得“名至实归”。

　　中国人早就产生了“正名”的思想，《论语》里就非常强调“正名”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为政的第一任务就是“正名”，只有“正名”才能让人们“各安其位”，从而产生和谐的社会秩序。他认为每个“名”都包含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每个被社会认可的“名”都潜移默化地再生产着社会关系。比如说，“农民工”这个词语本身就包含了歧视性的区别意味，它在强调这个人虽然是“工人”却没有工人身份，而是具有农民身份的特殊工人。

　　胡适先生在《名教》一文中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是崇拜名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中国人对于“名”的迷恋是毋庸置疑的，只有明确这一前提，我们才能知道两会代表的“正名”提案远非无聊之举，它本身出自深刻的“集体无意识”，也体现了和适应了这种“集体无意识”。

　　崇拜“名”是有弊端的，但是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社会生活，所以通过“正名”来寻求理想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秩序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话又讲回来，“正名”不是随意编造的，它必须有根据，必须符合人民的意愿，必须尊重事实。

　　比方说，所谓的“国山”提案就很不应该———给已经是五岳之首的泰山加上一个“国山”的光环，基本上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是一种非市场方式竞争行为，意图争夺更多的经济资源，所以也绝对不应该诉诸政治和法律手段来给它“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