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民族精神能否拯救心理失衡

    作者：邓海建

　　近年一些调查显示，我国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心理问题逐渐增多，精神疾病发生的数量已跃居疾病发生率的首位。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成为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评论认为，必须从多方面作出有效努力预防和消除“心理震荡”现象，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塑造出一种现代强势人格。（2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这几年，专家没少在媒体上剖析中国人的“心理失衡”，与之对称的有一个高频的时代语汇叫做“转型期”。比较单纯的社会心理失衡被定义为“仇富”等，激进的是以“自杀”为典型特征的“个体恐怖”。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反恐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胡联合博士曾提出，应把这种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造成恐怖气氛和社会恐慌的（个体恐怖）犯罪作为恐怖活动来打击。逻辑上说，似乎“转型期”的人们都免疫低下容易“生病”；事实上，我们的确在“为富不仁”、“见死不救”、“新三座大山”等现实语境里崩溃着憔悴着，于是专家多开出了“心理药”，譬如“民族精神”等等——但问题是，在“社会心理失衡”这个价值判断上，有两个逻辑值得我们考量：究竟是不是社会一转型我们的心理就会失衡？转型期的心理失衡是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心理病”？

　　从社会心理的层上讲，“转型期”就是社会心理急剧动荡变化的时期，是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心理结构迅速解构与重构的时期。应该说，社会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应激信号灯，社会心理的疾病也能折射出社会转型之困境。三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此前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是当前“社会不满意者”的主体，这种一定范围内的不满情绪会随着社会“调节阀”的失效而被放大。实际上，最缺乏“幸福指数”最“心理失衡”的他们不正隐寓着我们社会在“转型”的时候对弱势群体兜底性制度设计的某些失误与不足吗？遗憾的是，我们在分析“心理失衡”的时候偏偏对"社会心理"缺乏一个负责、健康而有勇气的"心理"，总是一味指导那些“心理失衡”的人们去如何调适如何舒缓如何纠偏，却忘记了顺着"社会心理失衡"这根藤却摸一摸"转型期"的瓜。

　　因此就带来第二个问题：错位的心病还需要心药治逻辑。转型期的“心理失衡”，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学术问题，它的本质是社会运转序列上的“规则失衡”、“救济失衡”——而这，显然是“民族精神”拯救不了的宏大命题。消除转型期的“心理震荡”仅仅靠“心药”是回天乏力的：譬如“仇富心理”，一味宣讲“财富不可原罪”的理念毕竟意义式微，因为，在失衡的“仇富心理”背后，人们“仇”的并不是富、而是致富之“道”。这个“心理高压”如果不能通过“道德分配”的“第三次财富配置”、富者社会担当制度化、社会财富公平运转等规则加以缓释，“精神”再好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曾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诚然，谁都知道社会心理失衡是不好的，但比之更糟糕的是不能正视社会心理失衡的“病因”和乱开所谓“良药”。“心理失衡”终究不是“社会转型”的“副产品”，坚定好这个信念，也许我们会在“转型”的时候更多地考量一下大众心理或者小众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