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甘林：上富豪榜的作家，人品应与世界同步

　　2006年，一些作家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一些作家已经通过版税“跻身富人阶层”，余秋雨、二月河、韩寒分别以1400万、1200万和950万的身价荣登榜首。（12月16日《广州日报》）

　　无论这些作家是体制内圈养还是体制外放养，我以为，在一个知识、才能和个人价值越来越受到尊重，越来越有保障的现实语境下，历代就被人称为穷酸文人的作家们能以市场

化手段运作迅速致富，这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当然也是中国社会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人文进步的重要表征。然而，在衷心为这些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家们祝福的同时，我还是要借此机会表达这样一种期盼，即中国作家们在作品版税成功（或部分）实现与世界文明规则接轨之后，一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们也最好实现人品与世界文明规范同步。

　　近几年来，虽然正规的文学事业不再虚火上升，虚假繁荣，而呈现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不能不看到，一些作家在市场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赚越多的同时，其品行与操守也正在与自己的作品格调产生分裂，有对外界批评热衷于走穴、出镜，大搞行走艺术而少潜心钻研学问行为、对作家本人历史提出质疑者大光其火，语带讥讽，甚至动辄对簿公堂，借机大肆炒作的，有对不光彩地抄袭、“借鉴”别人作品提出诉讼之后拒不道歉而被法院公布审判内容的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就事论事说，这些或许属于个人之间的纷争，但既为公众人物，我想，在著作等身扬名立万的同时，还是应该注重自己的人品修养和道德操守的。

　　这方面，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外文学大师们实在该引为中国作家们的典范：德国的君特·格拉斯自己承认在六十年前曾在党卫军中服役，并出版了有关的自传体的小说《剥洋葱》；库切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两次获得布克奖之后都拒绝去伦敦领奖。而且，他喜欢独自生活，很少接受采访。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瑞典文学院官员在宣布完这个奖项后也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联系到他本人。”最为人所称道的或许还是萧伯纳先生。

　　有一次在苏联访问，他在莫斯科街头散步时见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萧伯纳和这个小女孩儿玩了很久，在分手时，他对小女孩说：“回去告诉你的妈妈，你今天和伟大的萧伯纳一起玩了。”小女孩儿也学着大人的口气说：“回去告诉你的妈妈，你今天和苏联女孩儿安妮娜一起玩了。”萧伯纳很吃惊，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傲慢，并向小女孩儿道歉。后来，萧伯纳每次回想起这件事，都感慨万千。他说：“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成就，对任何人都应该平等相待，应该永远谦虚。”

　　写到这里，就不能又提到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咱们中国可以说是有着极深厚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国度，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中国几代文学大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之事的各种版本的传说、掌故的遗憾，也表现在一些人吃不着葡萄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屑一顾。这且罢了，综观当下文坛，人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一方面，我们许多自诩为大家者对诺贝尔文学奖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却连王国维先生当年提出的做学问最起码三个境界都无法达致，这些大师级或准大师级的文人们不是偏安斗室潜心创作，而是打着文学或公益的旗号，扛着各种头衔奔走于名利场上。喜欢闪光灯追光灯，喜欢杂志电视电台记者的追踪采访，喜欢参加各种名义的文学评奖活动、各种大型晚会和酒宴，甚至参加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比赛，喝着绿茶吃着甜点揣着不菲的辛苦费，对着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事儿说着不着边际的话，像煞有介事地发出权威性的意见。

　　时隔近百年，王老先生的的理论竟然没有与中国的文学大师们接轨，却屡屡总在万里之遥的南非、匈牙利甚至于秘鲁、巴西等陌生国度的文学大师们那里找到了注脚，觅到了知音。我不知道，假如王老先生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慨？也不知道，那些如过江之卿的中国文坛大师级和准大师级的作家们对这一现象有何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