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宇渺
《北京晚报》前些天在第31版上刊登了该版专栏作家白宙伟写的一篇文章，针对海内外有些媒体对北京大学“劝阻参观”的批评，提议“北大，多做学问，少做新闻”。读后感到，白先生的用心是好的，大学确应注重学问，少作“新闻秀”，但他的有些话还需推敲。
首先，他说“北大劝阻参观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应当是：‘真正’的北大是在沙滩的那幢红楼，那里才是有毛泽东、李大钊留下历史身影的地方，那里才会有五四运动呐喊的历史回声。”白先生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似乎并不陌生，但是，他对北大与五四运动历史真相的表述还停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现在，尊重历史的常识是，当时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北大“文科学长”(院长)陈独秀；践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即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等新思想新文化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毛泽东则是北大图书馆助理馆员，还是一个对陈独秀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青年(参见《西行漫记》和红楼现在长年开放的三个专题展览：“五四运动”、“蔡元培”、“陈独秀”)。据1923年12月的一份民意调查，被访问者(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心目中国内大人物是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所以，提五四运动时的北大，别人可以不提，不能不提陈独秀和蔡元培。连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都称陈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白先生讲北大和“五四”，观点应该“与时俱进”才对。
不仅五四时期是如此，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二·九运动”(反日侵略)时期、40年代“沈崇事件”(抗议美军强暴北大女生)引起的全国性的抗暴运动，北大都是全国的“新闻中心”。从反面来说，1950年代的“反右派”运动和1960年代的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也都使北大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我想这些历史，白先生没有忘记吧。
所以，北大成为中国最高学府，不单是“学术中心”造成的，还要加上一个“新闻中心”。任何一个发生在北大的事件，如果发生在别的大学，都不会产生如此大的“新闻价值”。
再说，大学首先是学术殿堂，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当然本行就是要做好学问，不是白先生所说的“多做”、“少做”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新闻中心”，是由大学本身的作为决定的。如上所述，几十年来的北大，既是学术中心，又是新闻中心，已经铸进中国历史，谁能否定？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因为出了众多的政治领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也都成了“双中心”。外国元首来访，还要到这样的大学演讲，内外新闻媒体又得忙乎一阵……所以，这样的“新闻中心”有什么不好呢？
因此，关键不是北大要不要做“新闻中心”，而是要做什么样的新闻中心。白先生的意思人们明白，是希望北大不要成为“丑闻中心”。那么，这里要问，如果北大成了“丑闻中心”，是谁之过？这次北大对外发表“劝阻参观”的校务声明，竟然由党委书记出面，这本身就是一大新闻：将校长置于何地？校长是不赞成劝阻，还是在耍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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